梁国祥

从去年秋学期开始，江苏省的“新课改”从理论走向实践。坦白地讲，我和绝大多数一线教师一样，对推进“新课改”的感觉是突然、茫然、惶惶然。虽说早在四年前，笔者就有幸现场聆听了朱小曼、袁振国两位大家的报告，也记住了诸如“模块”、“建构”、“生成”等一些名词术语，对理念中的“新课改”也曾激动甚至渴望过。然而，转眼四年过去了，“新课改”所需要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自身的小环境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除了少数几位课改专家，芸芸众“师”或主动或被迫地埋头于应试教育。没有示范，没有演练，没有彩排，只有三四天匆忙的培训，“新课改”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对许多教师来说，这新课改就像“空投”下来似的，一时间真有点手足无措。于是很多人便自然联想起了近年来教育上那些有始无终的改革，“新课改”能走多远就成了他们心中的疑问。

“新课改”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此次教育改革到底是政府工程还是部门工程。直白地说，推进“新课改”并不是教育部门自身所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对于“新课改”，许多人认为只是重新编撰一套教材，至多再按上面的要求搞一些活动，风头一过，便“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如果结局果真是这样，那确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其实有关“新课改”的意义，媒体上的宣传，领导人的讲话还真不算少。就笔者的认识而言，“新课改”是教育界以改革课程体系（不只是教材）为突破口，关涉教育体制、高考体制等诸多方面的一场深刻的变革。

发动这样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的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教育主管部门只是这场变革的实施者。日本及西方等国历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无不是在政府的强力推行下取得成功的。其原因便在于：教育变革从纵向上看，它依赖着一国国民传统教育观念的改变，亦即要从历史的重负中“突围”；从横向上看，它依赖着国家现时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以及整个制度环境改善的力度、程度。因此不用说是深刻的教育变革，即便是教育主管官员有心要改变一下教育现状，如果缺失政府的全力支持，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减负”便是一例。应该说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推进“新课改”，进而实行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不下来，学生素质的全面化和个性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教育部曾对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行为下过几十道的禁令，但收效甚微。耐人寻味的是２００３年防“非典”期间，全国范围内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还真的减下来了——节假日补课绝迹，学生在校时间得到严格控制。其原因很简单，战“非典”是政府行为，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而“减负”只是无意间搭上政府战“非典”这趟顺便车。几十道的禁令赶不上突如其来的“非典”，这就是现实的国情。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只要高考存在一天，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减不下来，完全是一句不负责任的托词——２００３年高考前两三月包括高三同学在内都“减负”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甚至放假回家了，当年的高考还不是照样进行？现在许多人对推进“新课改”持有同样的论调：只要高考存在一天，“新课改”就推进不了。一遇到问题，就把责任推给高考，把高考当死结，成了某些人的习惯思维，以及不作为的理由。说到底，“减负”也罢，“新课改”也罢，要真的做起来，肯定会影响高考成绩、政绩，所谓“减负不减质”，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只有那些不懂教育和不了解教育现状的人才会当真。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高考，而在于高考竞争的不公平——如果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你减他不减，或你真减他假减，“新课改”你实行他不实行，或你真实行他假实行，那么高考非但没有公平可言，教育上还会出现令人心痛的逆淘汰。

教育不实行垂直领导，办学、管理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因此教育上地方干预与地方保护长期并存。诸侯割据政令难行，使得教育部门在改善教育竞争环境、实行教育转轨等方面总是力不从心。近一段时间，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在不同的场合，一次次地“怒斥”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部有关政令执行不力，甚至就拒不执行。其实许多人都清楚，张部长“怒斥”了又能怎样，到头来，教育上能否“步调一致”地推进“新课改”，还得要仰仗各级政府的态度及其执政能力。

“新课改”能走多远，还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和误区。

一是对教师队伍的现状过于乐观，把学历作为衡量教师业务水平的唯一指标，把教师的业务能力等同于教师指导学生应试的能力。教师学历层次的快速提高是个好事，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多年来师范院校录取不到一流生源这一事实，不能忽略了大学扩招及大学教学质量“注水”所必然带来的文凭贬值的后果。这二十多年来不断强化的应试教育，已使得教师自身的业务能力变得十分地单一，有不少教师除了会教学生考试，其他什么都不会（少数教师能力单一到只能教毕业班），如何按“新课改”的要求，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成为许多学校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对社会转型时期师表形象的矮化和师德水准的下滑，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时下一些地方在教师学历达标之后，又向教师提出了学历“升级”的要求。有些部门通过强化学校等级制、在教师申报职称上设卡等措施手段，逼着广大的青年教师去拿高学历。其实在青年教师业务成长的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进行校本培训，比如笔者所供职的学校已坚持搞了多年，以师徒结对为主要形式的“青蓝（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工程”，对于快速提升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班级管理能力，特别是对于提升他们的师德水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效显著。用名利和职业的安全去刺激教师为更高的学历卖命，使许多人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当教师被逼得“难”务正业的时候，还谈什么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新课改”呢？

二是教师培训存在着泛化、虚化、商业化的倾向。组织教师进行在职培训，有利于教师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帮助其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没有不重视教师在职培训的。在教师在职培训方面，我们不是少而是滥，显得随意而无序。就说有关部门组织的计算机培训吧，笔者就经历了“一模”、“二模”、“三模”考试，据说还有“四模”，而这些培训与教学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似乎就不是组织者所要考虑的了。现在教师的在职培训，特别是全员培训基本上是“三发”模式，即“发书”、“发卷”、“发证”，这种培训不仅效果全无，而且还严重败坏着师德——在这必须考级拿证的培训中，到底有几位教师没有作弊或参与集体作弊过呢？教师培训多而假，与其商业化倾向是相关联的。跟世界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在教师培训上的义务性公益性不同，我们的教师在职培训绝大多数是带有营利性质，而且是垄断的。从某种意义讲，教师培训在某些地区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利润大而稳定的市场。

教师培训应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然而，面对教师对“新课改”的普遍不适应，教师培训明显是滞后了。尤其在操作层面上，老师们事先连新教材的体例及如何使用都不知道，有些教师，比如我，是曾听过专家们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的，但绝少有人领教过他们实践上的示范。必须认识到，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是不能缺少教师培训（当然首先要解放教师）来作铺垫的。

“新课改”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能否终结现行的大一统的高考体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高考社会化。对于高考，笔者的观点是：第一，反对把高考看成是教育的万恶之源；第二，现行的大一统的高考体制已失去了计划体制的经济基础，早就百病缠身、山穷水尽；第三，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简称，应尽快恢复高校作为高考主体的资格。

关于高考改革的设想，笔者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我看高考改革》的文章（刊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的《成才导报》，该文获当年江苏省教育论文竞赛一等奖），具体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笔者要强调的是，当前高考由“国一统”到“省一统”的改革思路是不对的，它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现行高考的僵化体制，而且还会引发更深的危机。

高考改革绝不能看成是少数专家、领导的事。应该广泛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一次“‘新课改与高考改革”为专题的教研活动，问计于民，向一线教师征集与“新课改”相匹配的高考题型、题目，及高考改革方案。顺便说一句，当下以课题立项为代表的教研太假太空太理想了，应该把教师宝贵的智慧引到正题上来。

江苏的“新课改”上路了，许多人抱怨其“匆匆太匆匆”。其实，面对群众对教育更为强烈的抱怨甚至责骂声，教育改革是应有紧迫感的，等一等便要贻误一代人。再说，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万事俱备的改革。江苏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值得钦佩，至于“新课改”能走多远，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责任编辑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