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琳

从1968年4月4日至1975年9月30日，我在丹麦驻华大使馆任雇员，在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称“中文秘书”。所谓中文秘书就是翻译的别称，在使馆的主要工作是上传下达。我的工作内容包括礼宾、口笔译、商务、领事和接待等，有时甚至还要陪丹麦外交官或他们的家属上街修理汽车，向使馆外交官家中雇佣的厨师、司机和阿姨传话。有时还翻译《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工作范围十分庞杂。

“文革”时期的尴尬处境

当时，丹麦使馆的人在政治上防范我们，但是在工作上却十分信任我。时间长了，熟悉了彼此情况后，相处就比较容易了。有一位刚刚上任不久的档案秘书曾经说，我们的中文秘书是“活字典”。因为他们经常轮换，刚到任不了解北京的情况，往往要向我们咨询。

1968年至197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疯狂泛滥。在外国驻华使馆做雇员十分困难，思想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在外国驻华使馆工作，丹麦人怀疑你是特务，中国同胞又担心你里通外国，处境十分尴尬。

当时，我居住在北京南河沿骑河楼附近，周末有时带着孩子到王府井大街逛逛。一发现认识的外国人我就尽早躲开，怕遇到他们要打招呼说话，招来麻烦。因为外交部就曾有一位同志在王府井大街上与外国人交谈过几句话，结果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接受审查。

在天安门维修期间，我曾经陪一对即将离任的丹麦使馆的外交官夫妇到天安门广场以天安门为背景拍照留念。刚刚拍完第一张，一位值勤的警卫战士就走过来阻拦，说天安门正在维修，根本不好看，为什么要拍照这样的天安门?我说，过几天他们就离任回国了，留个纪念。当日天气很冷，使馆的秘书夫妇连冻带吓，浑身发抖，怕因此回不了国。我让他们两人进到汽车里暖和，请他们放心。我本人被带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上的北京卫戍部队师部大楼(此楼在后来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被拆除)，经过与外交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联系之后，我才被放回。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会经常碰到。

在丹麦驻华使馆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我曾经先后为汉森大使和帕卢丹大使服务。汉森大使是一位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的资深外交官。他很喜欢和我聊天，有一次，汉森大使问：“刘先生，为何中国报纸上的文章内容都一样?”“文革”期间的文章都是“穿鞋戴帽，毛主席语录加口号”，是十足的“文革八股文”。他有此印象实属自然，况且他能够读到的文章又系新华社印制的英文电讯稿，属于报刊摘译文章。当时，中国人只能从重要报刊社论和文章的字里行间寻找新意和真意。一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很难读透“文革”期间的东西。

汉森大使有一次还对我说，中国的政治太多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政治斗争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他还提起，中国每年都遭受自然灾害，不是旱就是涝，而丹麦风调雨顺，很少出现旱灾和涝灾。我当时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亲自到丹麦一看，果然如此。丹麦全国地处北纬50度左右，按理说应该十分寒冷。但是，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丰沛，空气温和湿润，自然环境优美，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一个农牧业十分发达的国家，有欧洲“食品篮子”的美誉。

帕卢丹大使于1972年9月15日抵京上任。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外交家，具备了一位优秀外交官的许多素质。他的英语造诣很深，能言善辩，活动能力强，广交朋友，而]237．善于与中国雇员相处，在北京外交界颇有名气。我听说，当时乔冠华就十分欣赏这位丹麦大使的才干，在中国的使节会议上曾经号召中国的大使们要像帕卢丹那样兢兢业业地搞外交，广交朋友。乔冠华被提升为外交部长之后，第一次以外长身份到外国驻华使馆赴宴就是到丹麦大使官邸。帕卢丹在向他发请柬时，乔还是副外长，宴会前不久，乔才被升为部长。帕卢丹私下对我说，乔先生还会来吗?结果乔冠华以部长身份来赴宴，帕卢丹大使喜出望外，我也出席了这次宴会。

帕卢丹大使是一位不惜金钱交朋友的人。他在官邸为乔冠华举办了当时在北京最高标准的晚宴，上了燕窝、鱼翅、鲍鱼、海参和烤乳猪等美味佳肴。席间，乔冠华谈笑风生，充分展现了一位杰出外交家的风采，使我大长见识。宾主双方开怀畅饮，宴会气氛热烈融洽。陪同乔冠华出席晚宴的人还有当时的礼宾司长朱传贤、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和外交部高级翻译张幼云。

帕卢丹在任期间的最大业绩是实现了中丹关系史上首·位丹麦首相访华。他到任之后不久就为首相访华做准备。1974年10月18日至10月25日，丹麦首相哈特林来访，毛泽东会见了哈特林，并与他探讨了共产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帕卢丹有幸陪同哈特林看见了毛泽东，他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回到使馆后，帕卢丹还用与毛主席握过的手与我握手，以便使我分享这种难得的幸福。

丹麦使馆的用人机制

丹麦驻华大使馆一直坐落在北京南河沿的一个平房小院子里。工作人员很少。1968年我到丹麦使馆工作时，全馆的外交官仅有一位大使、一位秘书和一位档案秘书。后来逐步增加到5个外交官。但是，我们那时的工作效率很高，准时上下班。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大使把外交官们召来，讲完了就各自回去工作，上下级的关系也相处得比较融洽。在使馆的八年时间里，我从未看到大使发过脾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自己的外交官，强调各司其职，搞好本职工作。凡属本人本职范围内的事要由个人做主处理，不能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大使。他们以实绩考核外交官，凡属主管外交官都要定期写调研报告或国内有关单位交办的专题报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各自写报告，强调以个人为主，如何完成报告均属本人的事。为此，外交官们都要千方百计地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他们下班之后去与何人交往，宴请谁，不必事前请示大使，而且所需费用要自己掏腰包。写成的调研报告由个人负责，大使有不同意见，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修改，否则大使只能把个人意见附上。他们写的调研报告，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得出结论，提出个人意见。如果一位外交官在数年之内所写的报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自然要提升。如果写出的报告实践证明多数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就要调离。这些办法就把外交官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如同农民种田一样，多耕耘，个人多收获。

他们的考核制度是严肃的，不搞升官拉关系那一套。他们是有计划地培养职业外交官。凡属职业外交官都要轮流到联合国工作或参加会议。联合国是锻炼职业外交官的神圣殿堂。外交官每年都可以回国休假，从北京回丹麦可以选一条最长的路线，以便借机参观游览，增长见识。有一位档案秘书离任回国，选了北京、纽约、巴西、阿根廷经巴黎回到哥本哈根。途中的机票、住宿报销，每日还有出差生活补贴。

汉森大使回国休假，从北京到曼谷、加德满都、德里、巴黎到哥本哈根。回到北京他对我说：“印度和尼泊尔的普通老百姓实在太穷了，太穷了!”

四旧物品成了外交官们的抢手货

“文革”期间，大破四旧，许多文物被毁，有一部分抄家货被送进了委托店。这些四旧物品成了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们竟相猎取的对象。每到周末，在北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飘扬着国旗的“使”字牌外交车停放在委托店门前。一些穿着笔挺西装的男外交官和身着艳丽“奇装异服”的女外交官们在委托店的旧货堆里转悠。有的人专门寻找欧洲的皮套钟，购买回家中自己动手修理。这些来自欧洲的皮套钟在欧洲已经十分少见，而在北京却无人问津，售价十分低廉。据说，挪威驻华大使奥尔高夫妇就是皮套钟收藏家。大使官邸里摆满了各式皮套钟，正点前后，到处叮当乱响，大使官邸如同钟表修理店。

有些外交官专门收集鼻烟壶。丹麦使馆一位秘书家中的柜子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鼻烟壶。有些人到处寻找古旧家具，如花梨木、红木桌椅和条案等。一把摇摇晃晃的红木或花梨木椅子，一般仅售几元或十几元人民币。他们购到手之后，如获珍宝，急忙送到东四家具修理店，修理费用往往需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有的外交官喜欢被当作四旧处理的古旧真丝戏装。当时东单和前门就有工艺品商店出售这种戏装，每件只有几元钱。他们购买这些服装的目的是为了出席化妆舞会。还有的人专门寻找新疆或波斯老地毯。一位法国外交官花8元钱买了一块上百年的新疆地毯，送去北京地毯厂织补花了一百多元。据说，此类地毯已经被视为文物，十分珍贵。

贪吃的外交官

“文革”期间，北京的外国使馆不多，外交官人数少。他们彼此经常串联，哪里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好玩的，不要多久就了如指掌。当时北京对外宾开放的餐馆很有限，外交官们喜欢的餐馆之一就是烤鸭店。当时在外交宫中间流传的烤鸭店的名称有“大烤鸭店”(即前门烤鸭店)、“小烤鸭店”(即便宜坊烤鸭店)和“病鸭子烤鸭店”(即王府井帅府园烤鸭店，因为它位于协和医院附近而得名)，这些名称简便易记。刚一开始，我也闹不清楚，后来才弄明白。

除了烤鸭店之外，在外交官们中间名气较大的餐馆还有“三桌餐馆”(即康乐餐馆，因为该餐馆较小，只能摆放三张饭桌而得名)。康乐餐馆最初是由清宫退休下来的女厨师开办的，系清宫正宗菜肴，因此起初厨师和服务员都是女性。康乐的拿手好菜之一是“桃花饭”(既三鲜锅巴)。此菜除了色、香、味之外，还有响声。当把三鲜汁浇在滚热的锅巴上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咝咝的声响和蒸汽，创造出一种热烈的氛围。外交官们称此菜为“轰炸东京”或“轰炸广岛”。1975年9月底，丹麦使馆的一位档案秘书就是在这家餐馆为我离开丹麦使馆饯行。她竟然在餐馆门外的大街上与我吻别，吓得我心惊肉跳，幸好有同事在场。康乐餐馆当时有一位老服务员，他一边上菜，一边介绍每道菜的配料，火候和菜名的来历等，让外交官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长知识，那才叫真正的饮食文化。所以，外交官们乐于来此搞宴请。此外，外交官们还特别喜欢位于虎坊桥的晋阳饭庄。他们喜欢这个四合院式的优雅环境。后来，我才得知，这是清朝大学士纪晓岚的故居。该店与康乐餐馆一样有一位老者服务员，也是一边上菜，一边介绍晋菜知识。赴一次宴会，等于上了一堂烹调课。这样，外交官们以后就可以向后来者做介绍，显得他们比别人懂得多。

此外，西单的峨嵋饭庄、成都饭庄、北海仿膳、后海的烤肉季、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和西单的鸿宾楼餐馆也是颇受欢迎的对外餐馆。据说，当年，科威特首任驻华大使第一次到鸿宾楼宴请，提出客人每人的标准为1000元人民币，他的司机标准150元，把鸿宾楼吓了一跳，说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做不出来。当时北京地区的物价比现在要低得多。1975年在康乐餐馆搞宴请，8人一桌，每人10元标准，可以吃到鱼翅，15元可以吃到燕窝汤。帕卢丹大使在官邸宴请乔冠华外长，上了燕窝、鱼翅、鲍鱼、海参和烤乳猪等，每人的标准仅为25元。

在丹麦驻华大使馆工作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它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交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