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等

形式至上内容至下

丁学良

1997年春节前夕，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回他的老家上海过年，住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早晨走进酒店楼下的餐厅用餐，刚坐下，穿着考究、面容姣好、宛如模特儿的服务员小姐走过来，面不带笑容地问他：“你是住这儿的吗?这里只供本酒店的客人用餐，不对外营业。”这位穿着马虎的老教授一口气咽不下来，教训她道：“你们号称是上海最高档的国际大酒店之一，凭你刚才的那几句话，连国外二三星级的旅社都不如。人家的服务员即便看我不像是住店的客人，也会客气地问：‘请问您住几号房间?我要是说不出房间号，拿不出住房卡，他们才会告知：‘对不起，本餐厅只供住店客人用餐，不对外营业。哪有像你这样说话的？上海不把服务品质提升上去，再怎么建高楼大厦，也别想挤进国际大都会的行列。”

今年9月中旬，一位长沙的大学教授在该市最有名的大酒楼之一请我们吃饭。宫殿般的豪华酒楼门前，齐齐站着两排宛如宫女的迎宾小姐；从一层到二层，处处装饰着绘画壁毯；我们的包厢面对庭院，又大又阔气。可是点菜之后，却少有服务员来上菜加酒。我们连声呼唤，才有服务员进来问要啥?而且是不同的服务员。不耐烦之余，我们叫来领班，质问为什么没人服务?领班解释，一个服务员要负责两个包厢，忙不过来。我们问那么多的服务员上哪儿去了?领班说在大门口迎宾。我禁不住感叹道：“你们让那么多的服务员迎宾，难道目的是把客人迎进来后却不为他服务?”

假如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旅馆餐饮业，那普通老百姓可就太幸福了，也就不值得我在此发议论了!你把目光放开些——君不见中国的航空公司，每过几年便会更新空中服务员的制服，她(他)们“行头”的时髦考究，足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同行汗颜，可是当你比较二者的服务水平时，任你怎么爱国，都很难为中国国内航班的空姐说上几句好话。

君不见中国那么多的大学，花巨款建造那么多的高楼，而学生们使用图书馆却依旧是难上难，老早就要去抢占座位，因为学生读书的条件(即图书馆的人均使用面积)通常不是校园扩建的优先项目。

君不见中国那么多的大中城市，市中心的广场、高架桥上，彩灯辉煌，耀如白昼；但稍微过去几百米的街道上，却是路灯昏暗，乃至黑灯瞎火，行人，自行车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你要是提意见，市政府会告诉你这是因为电力不足。电力不足的情况下，高架桥上的装饰(其实那是不必要的，汽车自己有灯)难道比市民行人的人身安全更重要?

所以，形式至上、内容至下在中国不是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商业问题，更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

【原载2006年11月3日《青年参考》】

在政府高官家做客——爱尔兰札记

沙海林

我在爱尔兰工作的这些年里，有时会应邀去朋友家做客。我去过的爱尔兰人家包括国家领导人、部长、将军、大法官、医生、律师、企业家、教授和一般平民。一般来说，大法官、医生、企业家、律师的居住条件更好一些。他们住在最好的地段，房子很大，都是砖石木结构，天花板很高，内装修很精致，想必房价不菲。与中国大使馆一墙之隔的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住房，市场售价竟高达六百五十万欧元，成为2003年爱尔兰的房屋售价之最。

然而，令我难忘的却是我去过的一些高官的家。我先后应邀去过爱尔兰前总参谋长奥沙利文上将的家、前教育部长现为议会参众两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伍兹博士的家、爱尔兰副总理玛丽·哈尼的家等。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的家都是那样的简单和朴实，没有任何使人感到豪华的装修和陈设。相比那些企业家、法官、医生和律师的住房，这些官员的居住条件的确是非常一般。他们居住的地段都不是都柏林最好的地段，往往是与普通的当地居民杂居在一起。

记得有一次我邀请爱尔兰副总理玛丽·哈尼到我官邸晚餐。她看着我的官邸说：“我要是能够住在这个地段就好了。”她很喜欢我官邸后院的大片绿地。我当时以为她说的是客气话，并不以为然。后来我有机会去她家做客，才发现她居住的地段偏居一隅，房子非常一般，后花园非常狭小和简陋，屋里的陈设也很简朴。只有那间与厨房相贯通的敞开式书房透露出些许的学者气息。从那以后，我才相信她过去对我说的都是真话。

有一次爱尔兰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伍兹博士邀请我去做客。我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区域里找到他家。他家住得并不宽绰，但却十分舒适和有格调。谈话中我才得知，他请我们吃饭的厅竟然是在“天井”里搭出来的(在国内或许应该算是“违章建筑”)。伍兹作为一位爱尔兰执政党中最资深的部长级官员，家里却如此简陋，对我的触动很大。

爱尔兰政府高官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据介绍，部长的年薪在二十万欧元左右，副总理、总理和总统的年薪更高一些。爱尔兰议会的议员也由国家发给工资。一般是七至八万欧元。根据爱尔兰的法律，工资高，纳税也高，最高的甚至要交纳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如果月收入在两千欧元以下的，就不用缴税。

爱尔兰政府的高官在职业道德和社会舆论以及各方面的监督下，不太可能去寻找别的“生财之道”。另外，由于这些人的社会交往一般比较多，他们遇到各种筹款和募捐活动的机会也比较多，这意味着他们还要经常向社会捐款。此外，国家也不负责分配房子或提供“福利房”，因此高官们并不是非常富裕的，其生活水平至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一些。

有一次，我和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闲谈，她告诉我，为了竞选总统以及“还人情”，她丈夫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牙科诊所。她曾经想把在都柏林的私房改造一下，却由于都柏林市政府以不符合城市规划为由不予批准而作罢。

爱尔兰媒体和舆论对高官们的监督是十分有力的。有一位有政治世家背景的女议员因为被媒体揭露在十年前曾经逃税，结果被她所在的主要执政党共和党开除。另一位执政党联盟的领导人、司法部长麦克道尔在风景秀丽的香侬河畔修建住宅，被媒体大肆炒作，搞得他不得不谨慎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

(注：本文作者曾任中国驻爱尔兰特命全权大使．此文是其札记之一)

【原载2006年11月1日《新民晚报·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