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张贤亮这篇名为《美丽》（《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的散文时，原以为是篇文笔优美的抒情作品，但读下去却发现并非如此，作者的“美丽”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含义。没有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年轻读者，也许难以从反思历史、批判政治的角度对作品做出深刻的解读，但这却不妨碍我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从生命、人性的角度去感受发生在那特殊年代的“美丽”故事。作者耐心地反复描述那时美丽的天气、美丽的女兵、人们美丽的心情以及一个名叫美丽的女孩，不过贯穿这一切“美丽”的背景事件，是一次行刑，是历史对生命的无情践踏。面对死亡，一切原本同“美丽”有关的事物都显得荒诞，生命此时负载着不能承受之重。而也正因如此，生命以种种方式化解这种沉重的努力，却显示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丽。

目睹死亡的无声呐喊

恐怕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能震慑生命了，特别是当我们目睹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强制性地剥夺时。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便目睹过一次绞刑。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犯人的胳膊被捆紧，走路有些不便，但他走得很稳。奥威尔注意到，有一次，尽管狱卒押着他的两肩，他还是稍微侧身，躲开地上的一洼水。这细节给作家以极大的震撼：一个在几分钟后连命都要丢掉的人，竟然还不愿水沾湿他的脚，这难道不是生命意识的体现吗？作家写道：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一直到这时候为止，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杀死一个健康的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那个囚犯闪开一边躲避那洼水时，我才明白把一个正当壮年的人的生命切断的意义，它的无法用言词表达的错误…… [1]（P63）

同样是面对着处决犯人的场景，《美丽》中的人们却跟奥威尔不同：

“要枪毙一百多人！”这种场面前所未有，千载难逢。“哒哒哒……”一个战士端起“迷糊”说的“破枪”，装作是端了挺机关枪的样子说：“干脆，用机枪扫了它屁了！”

“用机枪扫了它屁了！”战士的话让人不寒而栗，他不是行刑者，却似乎比行刑者更轻视生命。而“扫”的对象只是普通人，或许他们仅犯了所谓“政治错误”而并非血债累累恶贯满盈。同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跟奥威尔所见的那个犯人一样，有着细腻而鲜活的生命。而在张贤亮笔下，机枪扫射的宾语竟然是“它”，我们不禁要佩服作者的匠心了。因为这句话从战士口中说出时，作者本无法判定是“他”还是“它”，但既然可以用机枪扫射，很明显这些犯人在那位战士假想的当权者们眼里，已经不再具有“人”的意义，于是，行刑便体现出当时人性的异化与缺失。

战士调侃着行刑者，围观的群众呢？“‘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就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眼前就是一派节日景象”。当战士们押着“我”挤过人群时，群众的表现更让人啼笑皆非：

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格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一场在当权者们眼中严肃的政治斗争，一次旨在杀一儆百、教育群众的公开行刑，却被演绎成了热闹的节日。这样夸张荒诞的场景让人嗅到了某种现代主义意味。现代主义文学总是透露出焦虑和孤独的情绪[2]（p194-195），《美丽》中的行刑会场就似乎是一个畸形的、匮乏真善美的、令人感到焦虑和孤独的“荒原”。

然而这“荒原”并非完全让人看不到希望，就在行刑开始的时候，作者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

在那样一个近万人聚集的嘈杂与喧嚣的场所，几点沉闷的枪声竟然使得“人们都颤了一下”，“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读到此处我们才能窥探到作者大段铺叙战士和群众笑谈死亡的真正用意：什么冷静，什么乐观，当枪声夺去人生命的时候，旁观者的颤动和静默暴露出了这场闹剧幕后隐藏的东西。这细节如冰山一角，我们无法知道在海面之下，人们压抑了多少悲愤和恐惧的情绪，但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万名群众参加的热闹集会，十几秒钟不约而同的静默是多么奇怪和漫长！这细节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文本呈现的内容其实杂糅着隐喻、调侃、讽刺、滑稽、夸张等因素。这不禁让人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在欧洲狂欢民俗的演化进程中，通过苦难和死亡而得到新生的感受一直是狂欢文化的深层积淀。狂欢世界是暂时的、虚假的、象征性的，“它的意义正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3](p491)。在《美丽》中，这场狂欢闹剧的批判性便集中地表现在人们目睹死亡时的颤动和静默这一情节。它通过无声的呐喊，维护了生命的尊严与庄重，使得这场“荒原狂欢”更耐人寻味。

欣赏美丽的深刻意义

作品的主人公“我”，即张贤亮本人，跟奥威尔一样是位目睹死刑的作家。此前“我”一直在劳改农场，没能像那些革命军民那样经历文革的武斗和死人，所以在观众之中，“我”是一个心理比较正常或健康的特例。到达“杀场”之前，“我”的心情一直不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原因：

这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田野上的小麦金黄夺目，秋作物正在茁壮成长，一片碧绿。玉米宽大而毫无缺损的叶片舒展在道路两边，路边的苦苦菜、蒲公英、牵牛花、马莲花竞相怒放。

作者点睛道：“天地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无余。”另一方面是人的原因：在我身旁坐着个露出大腿，皮肤“白格森森”的性感女兵，在“我”眼里她体现着人体的健美与自然。正是大自然和人这两方面迸发出的生机与活力使得作者两次感叹“这天真美丽！”

而到达“杀场”之后一切全都变了。枪毙犯人、小女孩陪绑、围观者（包括性感女兵）对死人的津津乐道等一系列事件反复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使得“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于是在行刑结束后的归途中，“我”捧着熟透的西瓜就想起脑浆，难以张口；“性感女兵”那原本“白格森森”的大腿也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使“我”失去了观赏的兴致。大自然和人之美已然不复存在，“丑陋”正充斥在政治、死亡以及人们的变态行为中，屏蔽了“我”对美丽事物的感知。这样一来，《美丽》便显得与《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绿化树》等作品稍有不同。它虽然同样契合这些作品中一贯的“苦难”及“伤痕”主题，但却借一个“独醒”的旁观者娓娓道来。这位旁观者目睹了别人的悲惨命运，但他更惊异于其他看客对别人悲惨命运的冷漠或坦然。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对于整个历史与民族命运的痛彻反省，才是刻在“我”心中更深的“苦难”与“伤痕”。

但正如作者对身旁那个名叫“美丽”的女孩的描述“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样，在“我”的心中，“美丽”这一情感本身的生命力也是顽强的，那个女孩就像作者心中关于美丽的暗喻或者化身。经过反思，“我”看透了政治的荒诞，也由一句“是跟你闹着玩的”理解了军民们冷漠的真正意义，这就是在作品的最后部分作者总结出的：

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

如果一直对那些“苦难”与“伤痕”耿耿于怀，“我”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而更多的时候，大自然和人性还是有美丽和健康的一面，只有去寻找和发现这种美丽，才能帮助“我”消释心头的块垒。领悟到这些之后，“我”头脑中“美丽”这一概念便重新复苏：“我”捧着西瓜啃起来，觉得又甜又解渴；而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妖娆动人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层温玉似的润滑感”。这时，作者再次进行了同前文相仿的对自然景物（秋季作物）的描写，并进一步写道：

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

可见，经过“丑恶”的冲击和洗礼之后，“美丽”这一感悟能力的回归，已经超越了低级层次上的感观愉悦，而涅槃为一种支撑“我”生命的坚强信念，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于是，“我”对周围事物之美的欣赏也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珍爱生命的精神救赎

这场行刑大会还有一个特殊的见证者，就是那个名叫美丽的小女孩。她显然不懂得政治，很可能也没见过枪决犯人，如今却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押来近距离目睹行刑。这一系列打击，对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在作品的开头写道：“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行刑即将开始时，美丽身旁那位教师模样的中年妇女作出了发人深思的举动：

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跟你闹着玩的！”这句话让人联想到曾获奥斯卡四项大奖的影片《美丽人生》。电影中的主人公圭多就是用“游戏”的谎言，使自己的孩子免遭战争与死亡阴霾的笼罩。在《美丽》和《美丽人生》两个故事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当幼小纯真的生命不得不面对残酷荒诞的现实时，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谎言的方式对这一切进行解释，帮助孩子化解这份不能承受的沉重。“跟你闹着玩的”和 “这是一个游戏”便具有这种作用。不同的是，中年妇女还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她有着善良仁爱之心，从她“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这个动作便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她又不得已地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就在美丽即将看到枪决犯人，心灵受到巨大刺激的关键时刻，中年妇女对美丽说“跟你闹着玩的”这句话，既可以看作对女孩脆弱生命的关照与呵护，又可以看作自己同荒诞政治的决裂。于是，中年妇女的行为便具有了拯救与自我拯救的双重意义。

我们无法估计这种救赎行为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却可以思考这种行为本身的意义。人的生命是需要有精神依托的，而当整个世界已然荒诞得没法解释时，人生的目的何在？活着的意义何在？精神世界的崩溃直接质疑着生命存在的理据。这时有人会誓死抗争，舍生取义；有人“哀莫大于心死”，成为行尸走肉；还有人则前进一步，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否定，促使自己与他人继续珍爱生命。“闹着玩”、“游戏”，这些都是对荒诞世界的否定以及对自己内心理想世界的坚守。这种坚守貌似妥协，却蕴含着反抗的力量。当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积蓄，在整个社会酝酿，并最终爆发时，也就促成了文革形势的逆转。

再回到《美丽》，正是经过这种精神的救赎，反动学生美丽以及中年妇女才有可能坚守着信念，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张贤亮所赞颂的顽强生命力的代表——喜光、耐干旱贫瘠的“绿化树”。

注释:

[1]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绞刑[M].董乐山主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曹成竹，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