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出版《家庭的明天》，《我的家庭观》，《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社会问题》，《伪科学批判记》等20余部书。 曾获国家级一等奖，中国图书奖。其 “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和“淡化‘当官心理”被媒体称为“邓氏三论”，“思想界的男子汉”。1983年提出妇女学，为国人中第一位，也曾引起争议。1986年在《社会科学》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样化问题”后，展开讨论达一年余。现为国内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曾到欧美多所大学讲学。

孙时进，博士、复旦大学心理系主任兼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高校心理咨询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兼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

秦棐，中国心理协会会员，国家职业心理咨询师。擅长职业规划、职场减压；家庭、婚姻、情感等方面的心理咨询。积20余年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经验和10多年美国著名IT公司在华首席代表实践，在心理学理论的应用中，成功地开展了“企事业单位的心理健康顾问（EAP项目）”和“高层管理者、文艺界成功人士的私人心理顾问”事业。担任《东方早报》、《申江服务导报》、《新民晚报》的特约撰稿人及《上广990“上海心情”》的嘉宾主持人。现任上海菲兰特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咨询师。

刘巽达（下简称刘）：本刊的“谏议”栏目，将聚焦一些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文化问题等，每期由专家针对性地畅所欲言。本期讨论的议题是：囚犯的性出路问题。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改造，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改造？可能是个综合工程。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关节点，就是囚犯的性出路如何解决？改造的目的是重新做人，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个目的，恐怕有些问题必须直面。在座的专家对此“有话要说”，请哪位先讲。

溯本求源，主要动机都是性动能

食色性也，服刑人员也要享受性愉悦

秦棐（下简称秦）：近期，我受上海女子监狱的邀请对女服刑者们作了两次讲座，进行心理辅导。大家知道，监狱也是一个小社会，也会有打架斗殴、同性恋、性侵犯等情况发生，究其原因，约有10个来源。例如：环境突变，家庭变故等等。但是，在众多引起心理问题的激发源中，不能忽视的还是性压抑问题。服刑人员并非都是杀人越货的，她们中有不少性罪错、情感犯法或者经济犯罪者。我在给她们做心理辅导时，讲到性享受权利，她们眼中流露出的渴求和希望令我终身难忘。在深入了解之后，我意识到问题还很严重，头发剪得稍微短点、打扮男性化点的女性狱警，会被服刑人员特别要求谈话，甚至当众起哄。在这样的环境里，服刑人员如何被改造呢？甚至狱警心理都会产生问题。

孙时进（下简称孙）：我也曾去过监狱，那里各样服刑人员都有，贪污、偷窃……哪怕是杀人，都不是单纯的人性低劣，更多的是一念之差。他们违反了社会秩序，理当受到惩罚。但是“食色性也”，就像要吃饭一样，服刑人员也要享受性愉悦。你可以限制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却如何能不让他们有性渴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性问题存在。

邓伟志（下简称邓）：有监狱以来就有性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从很多以前的书里了解到。不仅是国内，放眼全世界这问题普遍存在。宋庆龄的秘书胡兰畦有本书对抗战起到很大鼓舞作用，在那本书里她曾描写过蹲德国监狱时的感受，性问题是书中比较突出的描写。我曾去过德国卫玛，到了那个书中描写的监狱，颇有感触。在我早些年的监狱调查中，国内也有和德国监狱同样的问题。例如，有服刑人员汇报，上铺手淫影响他睡眠，还有被性侵犯的也很多。

我们要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理：卖淫嫖娼、打架斗殴的人，大多数身强力壮，而这些人也恰恰是性功能最强，性需求最大的。他们犯罪，除去心理因素，不可排除的还有生理因素。现在想让他们静心改造，同样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生理因素，性问题不解决恐怕不行。

以人为本，是以所有人为本体贴入微，怎样做才叫入微

刘：的确，服刑人员虽然有罪，虽然需要受到惩罚，但是，不意味着他们该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事实上，服刑人员是形形色色的，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后，经济犯罪等新罪种应运而生，对服刑人员的人格也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个不利于改造的环境里所形成的交叉感染，会使他们的人格可能变得更糟。

秦：是啊，现在社会上有句流行的话：越坐牢越学坏。这话当然不尽准确，但是改造环境如何更人性化，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其改造，确实是个问题。而性压抑可能是改造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令狱警们头痛的问题。

孙：坐牢是要坐的，关键是怎么坐。大多数服刑人员人性中的善良并没泯灭，逞一时之恶，坐牢就是惩罚。但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惩罚是为了改造，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效果最好。事实证明绝对的惩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犯罪正是专制造成的。有些犯罪原因是出于不安全感。营造自由安全的气氛才是针对新时代犯罪应该尝试的。要降低服刑人员的病态心理，而不是再添加。

我们常常说“以人为本”，这个“人”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吗？如果是，那么也应该包含犯了罪的人吧？在监狱里是不是也应该实行人性化管理呢？是不是应该尊重最基本的人权呢？如果不在“人权”这个最根本的基点上改变，说什么都是空谈。

秦：现在监狱里被剥夺权利的人，是否意味着也必须剥夺性享受权？至今国内没有一个好的司法解释。服刑人员罪不及死，要不要给他最基本的生理权利？很多老百姓认为，你犯了罪，哪怕只是小偷小摸，也侵害了别人的权利，关进大牢还想问人民要个人权利吗？这种观点是不是该商榷？限制自由，劳动改造，已经是服刑人员为罪行付出的代价，难道所有权利都要被剥夺？我们把服刑人员关进大牢的目的，不仅是惩罚，更希望把他们改造成正常的社会人，剥夺性权利对改造是不是有用？

邓：有个问题值得讨论：就算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不予考虑，监狱里的人并不都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这些人的权利该怎么保证？

服刑人员的改造关系整个社会，性饥渴不满足，不仅不利于服刑人员改造，家属也会有困扰。难道叫家属去找别人？这不又给社会安定带来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分子，我们只有稳定家庭，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这也是社会法制的初衷。至于司法解释，可以讨论。法律也是“以人为本”，先有舆论而后有法律。孙志刚事件之后，国家不是取消了强制收容么？“人身自由权是指什么，包不包括性权利”——我想会有合适的司法解释的。

现在有个名词叫“关爱”。在监狱里也有关爱。可是，究竟怎样关爱才入人心？所谓体贴入微，怎样才叫“入微”？考虑到服刑人员的“性事”，这就是入微的表现。

如何解决囚犯性出路 人性化措施与时俱进

刘：服刑人员性饥渴情况普遍存在，是不是可以建议监狱里进行一些尝试？

秦：曾有报道，南京和西安的监狱曾尝试过，把这作为奖励，表现好的服刑人员可以享受家属过夜的待遇。但很快监狱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废止了。

孙：又要回到“以人为本”的话题上了。人文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平等。很多时候，咱们还是不把服刑人员当人看。

邓：真的不能这样简单地看服刑人员。唐山地震，服刑人员们自发组织抢险，没带铐子，整车人抢险回来没一个逃跑的。他们很期待有机会能向别人证明自己还是个人！人性中含着兽性，怎样的环境才能让兽性降到最低？对于兽性爆发的人，引导才是关键。

孙：我们要做的是找适当的途径，激发服刑人员骨子里的善良，让沉睡的良知复苏。100元的钞票被踩脏了，它的价值还在。一个人犯了错，我们同样不能就此否定他的价值。就像把脏钞票擦干净，我们要把服刑人员教育好，恢复他们的价值。

邓：有些服刑人员的价值不可小觑。比如有些政治犯，还有些身怀绝技的服刑人员，在技术领域是个奇才。以前安徽有位省委书记曾希圣，从上海特意调了服刑人员去他们省，跟他们一起钻研，充分发挥服刑人员的农艺才能，让服刑人员恢复自尊。这个干部胆子大，也走在监狱改革前面。

孙：是啊，有一个服刑人员因为别人的关心与尊重，甚至可以用自己“杀人的秘密”换取朋友的减刑，为此不惜送命。让服刑人员改过自新还要从他们的人性上着手。

秦：说得对极了。至少，要给他们做人起码的权利。饭要吃饱，性要满足。这也是体现平等自由的一个方面，在司法上要给个解释，要和国际接轨。

孙：每个人自由发展，才能换来社会自由发展，当然人文主义最要法制，违背承诺就要受罚。好像孩子犯错要惩罚。但如何惩罚要事先让他知道。犯法要剥夺性权利也要事先说好，必须明确，不能回避。先定规则，以后可以完善，关键是必须定下来。

秦：在没有定下来之前，我给服刑人员们的建议是：适当自慰，不要侵犯别人。但我知道，这其实是没有地基的房子，并不真的解决问题。

邓：国外有很多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例如，允许监狱搞个探监室，允许服刑人员和家属一个月同居一次；还有假释，监外执行，现在非暴力犯罪那么多，审查一下：假如给其假释，放出来并不危害社会，可以适当放宽假释。以前有个蒋佩玲的，因包庇罪进了监狱，上海人可能现在记忆犹新。监狱搞了个新岸艺术团，到处演出，她简直就是个角儿！我曾想担保她出来，这种人该为社会做贡献。可是朋友劝我少惹事，想得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实在不放心，就给她“戴手表”嘛！国外有种铐子，像手表一样戴在服刑人员脚上，全球定位，一拆下来就会报警。这样一来，也不会有什么不放心了吧？现在的科学发展，这种设备很容易制造。让他们为社会服务，家庭也稳定，国家还不用负担那么重，一举三得。

孙：我们面对的服刑人员和过去不同，人变了，改造方法也该不同。上海的经济文化在全国都是领先地位，这就决定上海该先行一步。据我了解，上海监狱的改造条件最好，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再犯率最低，这就证明并不是绝对的惩罚才是减少再犯的必要条件。随着整个社会进步，改造服刑人员的人性化措施也要与时俱进。

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