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颇为曲折的婚姻生活,却至今鲜为人知｡与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 她曾经3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苦难的童养媳

1908年正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着眼泪送她去了一户姓古的人家做童养媳｡

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丫环｡从此,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便落到了李贞那还十分弱小的身上｡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10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4岁,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粗使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遇到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衣服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生气地回嘴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脸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透了心｡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注:李贞先前无名,人称“旦娃子”,参加革命后才取名“李贞”),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60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啊,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啊……”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李贞也许会像刘婆婆所说的那样认了“女人的命”,做一个任由丈夫打骂的所谓“贤妻良母”｡但是,历史不是一潭死水,新的潮流的涌动,使李贞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游击队里的婚礼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老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与李贞取得联系后,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年底,他们又组建了浏东游击队,李贞担任了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带着摆脱封建婚姻羁绊后特有的轻松情绪,李贞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工作｡然而,她毕竟还只有20岁,那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年龄,也是一个需要爱情滋润的年龄｡不知不觉地,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她的感情世界｡他就是当时担任中共浏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浏东游击队政委的张启龙｡

其实,张启龙也早已注意到了身材矮小但充满青春活力的李贞,他对这个出身贫苦､革命信念坚定的女战友很有好感,但考虑到自己比她整整大了8岁,又是领导,因而总觉得不好开口表白自己的感情｡这时,一场特殊的战斗终于促成了他俩的婚姻｡

1928年5月,张启龙带着一个游击队员去湘东特委开会,途经一个叫观音塘的地方时,被反动团防局的团丁抓住了｡大家冷静下来后,开始商量营救张启龙的办法｡正在大家踌躇之际,李贞提出了一个方案:“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同志们一商量,觉得这个计策很好,大家便开始分头行动｡这扮新娘一事,自然是非李贞莫属了｡

第二天,观音塘附近出现了一支热闹的迎亲队伍,过卡后便径直往团防局走去,大家里应外合,很快就打跑了团防武装,从牢里救出了张启龙｡

张启龙对大家的全力相救十分感激,握着同志们的手连声道谢｡同志们早就看出了他和李贞之间的感情,此时便开起了玩笑:“你这次得救,应该特别感谢我们的‘新娘子李贞咧!”“要怎么样才算特别感谢呢?”张启龙问｡有人便说:“最好的感谢就是让她做一次真正的新娘子｡”张启龙望着披红戴绿､满脸通红的李贞,迟疑了一下,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同意,李贞同志你呢?”李贞羞涩地低下了头……

几天后,他们在游击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婚姻,至今仍在浏阳东乡一带传为佳话｡然而,幸福并没有跟随这对革命夫妻走多远｡1933年,在红军“肃反”时期,以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在苏区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不久,他们就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张启龙秘密关押起来｡

这是1933年秋天的事情,此时李贞正在瑞金中央苏区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习,才25岁的她,政治上还不很成熟｡虽然她内心深处对张启龙的“罪行”还心存疑虑,但思想上却不得不对“组织结论”表示认同｡她,这个童养媳出身的苦女子,一贯把革命视为无比神圣的事情,因为是革命给了她新的生命,是革命使她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是革命使她看到了穷苦人民的光明前途｡为了革命,她可以放弃一切,包括爱情｡因此,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她握起沉重的笔,在离婚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启龙为了不连累李贞,也在监狱中签了离婚书｡一对革命夫妻,就这样被“左”倾错误路线生生拆散了｡

战火纷飞的年代,成就一段“双子将星”佳话

1934年10月,李贞从红六军团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天,李贞从农村刚回来,任弼时夫人陈棕英找到她,询问了农村工作的情况｡而后,陈棕英若有所指地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见李贞没反应,陈棕英干脆挑明了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甘主任,你熟悉的!”甘主任就是甘泗淇,此时已由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她非常敬仰这位有知识有才华的战将,但要和他谈婚论嫁,却想都没想过｡“恐怕不行吧｡”李贞心有顾虑,“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你说他的文化高,这不正好让他帮助你学嘛!”陈棕英认真地说｡见李贞还是摇头反对,陈棕英又说:“甘主任对你印象可是相当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这句话说得李贞心里一动——甘泗淇对自己这样评价,而这个人又是自己所敬慕的｡她的心不觉地向甘泗淇靠近了｡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在婚礼上,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大伙全被逗乐了｡

了解甘泗淇和李贞的人都知道,他们夫妻二人晚年虽然有20多个孩子,但那都是烈士遗孤,没有一个是他们亲生的｡实际上,他们曾生过一个儿子,但由于长征中艰苦恶劣的环境,小生命仅存活了十几天便夭折了｡那是在最艰难困苦的过草地途中,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缺乏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尿布,送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的夭折､产后的虚弱､伤寒病的侵袭,这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使李贞病痛缠身,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扶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临时做了副担架硬要抬李贞｡甘泗淇很受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解放后,有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经常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可甘泗淇对她说:“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腔爱意呢?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李贞､甘泗淇夫妻二人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丈夫是上将,妻子是少将,他们是开国将星中惟一一对“双子将星”,这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从此,在中国光辉的革命史上,有了第一对将军夫妇｡1964年2月5日,甘泗淇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便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相依为命30年的妻子｡此后,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更大的磨难在3年后汹汹而来,“文革”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恢复了名誉｡后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可是,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李贞虽位高至将军,但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种菜高手”,这在全军是出了名的｡她曾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之所以身体好,种菜有一份功劳｡1990年3月11日,82岁的李贞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祖国和人民给了她这个英雄女儿至高的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