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　配　根

读完郭老师的这篇案例，我想起了帕斯卡尔的名言：“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说句老实话，中小学的语文课或者其他社会类课程，是很难与学生思想的深度联系起来的。这些学科的课堂，那些采用传统的灌输方式的自不必说，就是采用“自主、合作、探究”新方式的，也很少鼓励学生自由地思想，更不用说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许多老师不习惯面对有独立思想的学生。而独立、自由，是思想最重要的品质。

郭老师的课因此而可贵。不管怎样，他向学生展示了，作为一个读者，在课文面前，我们可以如何独立、自由地思想。《珍珠鸟》的文字是明丽的、温暖的，但他却挖掘出了其背后“欣赏囚禁”的残酷。由此他一步步带领学生去“颠覆”课文，把课堂变成一场思想的历险。

这是多么深刻的洞察，这是多么难得的“叛逆”——对教材与作者的“叛逆”，更是对日常语文课的“叛逆”。

如果学生有幸多遇到这样的“叛逆”教师，有幸获得多一些思想历险的机会，那么他们自然不会成长为温驯的羊羔，而会成为不畏惧权威、善于思考、追求自由、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新课程不就是要培养习惯变革、精神强健的一代新人吗？

新课程语文是需要郭老师这样的“叛逆”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这个观点其实蕴含了新的阅读观：阅读不再以作者、文本为中心，而以学生（读者）为中心。阅读不再以探寻作者的原意为中心，而是读者从自己的已有经验出发建构个体的独特意义或独立思想——从这一层面来说，这样的阅读与历史的书写有点相似，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样地，一切对文本（包括文学作品）的解读，都不过是读者自己的一种想象，这样的想象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要“叛逆”文本和作者。只不过，有些“叛逆”丰富了文本的意义，而有些则扼杀了文本的生命。新课程提出的新阅读观，需要的是丰富和创造文本意义的“叛逆”。郭老师的“叛逆”应该说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他的教学行为暗示，每篇课文都有多种甚至无限的解读可能，其教学图景呈现也就有无限的可能（有人说，我们对文本的阅读和教学，每一次都是逗号，而不是句号。对于《珍珠鸟》，可以像郭老师这样切入作批判性教学，也可以完全作另外的图解，比如可以探讨“自由与信任”的关系）。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教师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可能性？或者说，以郭老师为个案，一个教师如何成为有价值的“叛逆”？

让我们回到郭老师的课例。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这堂课的逻辑起点，是郭老师对课文最后这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质疑。我猜想，当他读到这里时，心里一定“咯噔”了一下：整篇文章所透露的意旨果真是如作者这么概括的么？——为什么他会不轻易放过这句话呢？粗粗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他不轻信所有的结论，对所有的思想都保持质疑的态度，这就是怀疑精神，不盲从、不迷信、怀疑一切（这是马克思的座右铭），是独立思考的开始。二是他强烈的平等观念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他的眼里，鸟儿与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利，人类无权控制鸟儿，鸟儿和人一样都应该拥有自己自由的空间。哲人告诉我们，要敬畏生命;诗人说，“不自由，毋宁死”。一个现代人应该把自由、平等、博爱写在生命的旗帜上。在这样的现代意识下，课文流露出来的对珍珠鸟的温情就成了问题。

郭老师面对的是文学作品，因而需要通过文本分析来检验自己的质疑。他采用了三种办法。

一是剖析文本细节和意象，比如对描述“笼子”文字的一再咀嚼及对其象征意义的揭示，从而发现文章表面意义（也是作者希望读者接受的意义）与深层意义之间的乖张，或者说是文本作者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悖谬。这显然是用了文本批评的方法。

二是把课文置于众多的相关性文本群中，在不同文本的相互映照之下，顯露出课文隐秘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郭老师既使用了文学作品（有散文如筱敏的《鸟儿的理想主义》、有小说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和斯蒂芬·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有诗歌如司马光的《放鹦鹉》和欧阳修的《画眉鸟》），还使用了流行歌词（彭羚的《囚鸟》）与经典影片（《群鸟》和《刺激1995》），在一节课里要提供如此丰富的优秀文本，没有良好的学识和广泛的“阅读”兴趣是想都不用想的。这里显然是用了后现代所津津乐道的互文性解读，就是把某个文本置于不同文本的语境中来建构意义。这种方法的名称和流行虽然要归功于后现代理论家，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它已有独特的表现形式，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用典的解读。比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选了郑文宝的《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钱老是这么解读的：“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是江南。但是第三第四句那种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后来许多作家都仿效它。周邦彦甚至把这首诗整篇改写为《尉迟杯》词：‘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石孝友把船变为马：‘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驼得动。……”文学作品总是这样，只有把它与不同的文本语境关联起来，其隐含的意味才能被不断发掘出来。另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把不同国别、没有直接影响关系、主题相近的作品放到一起考察的方式，也可称作平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发现作品新的内涵，比如，通过与无法适应自由生活而自杀的老布和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B博士的对照，我们更加看清了课文中的笼子不仅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那是心灵的笼子。

三是由复原历史语境而反观文本的意涵。在此，郭老师提供的是作者的创作背景：经历“文革”，渴望信任;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有很强的历史责任。处于这样历史语境中的《珍珠鸟》，就更显示出了悖论色彩和可怕的思想病症（对此，郭老师在《笼外之笼》已有深刻阐释）。这里用的是知人论世法，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它贵在尽最大的努力，把湮没的历史逻辑耙梳出来，把复杂的历史语境真实地勾勒出来。但教材的编写者和唯教材、教参马首是瞻的教师，往往忽视与文本相联的具体历史，或对历史细节没有兴趣，喜欢臆测，知人论世就成为一句空话，对文本的剖析也就容易失真、武断。郭老师是聪明的，他只提供了走进历史语境的几个文本，而把判断的权利留给了学生，自然也就没有臆断的危险，但对课文进一步批判解读的大门却已经打开。

由此，郭老师所带来的启示已经很清楚，一个希望创造有思想深度的课堂和给教学带来无限可能性的语文老师，必然要在思想上进行历险，甚至成为“叛逆”。但要成为有价值的“叛逆”，还需要至少做到：一是具有现代意识，怀抱理性的怀疑精神，深刻理解普世的价值观，并藉由自由的思想走向思想的独立;二是保持旺盛的阅读兴趣，通过广泛的阅读累积良好的学识，同时通晓文学理论，善于把前沿的文艺思想转化为课堂教学的手段——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文学没有独到理解的老师，能够带领学生去拓展精神的疆域。

马克思说：“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叛逆”也总是这样，不愿意掩饰锋芒毕露的锐气。在与郭老师的交谈中，他冷不丁冒出一句：“好的语文老师不应读语文类报刊。”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过后也就释然。常识告诉我，一个自由、开放、自信的社会，是会给“叛逆”最大的宽容的。容忍不下“叛逆”的老师和培养不出“叛逆”的学生的教育，一定是平庸的教育。

思想与创造，都是被宽容出来的。对于那些暂时还看不顺眼的“叛逆”，愿大家多一份雅量，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