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喆

1.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变化，引发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整体性改革。

没有人怀疑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都有了全然不同的实践体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高扬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为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增添了活力。从号召人们“做革命的螺丝钉”，到提倡培养“四有”新人，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价值，都说明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创造新的教育，正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调。

2.什么是教育？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人的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

有人说，“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其实，教育并不只为计划经济服务。从有人类以来，就逐渐产生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它比计划经济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但是，教育活动始终有某种计划性，也就是说，有目的、有设计、有具体的安排，不论计划周密还是粗糙，也不论从事教育的人自觉与否，教育作为面向未来的活动，它不能由教育者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说教育要有计划不应包含贬义，也不必为此而惭愧。正因为教育必须有计划、有设计，因而必然有计划与设计的实施，必然有组织及其管理，也就是说，教育管理是由教育的计划带来的结果。

然而，现代研究表明，教育不仅是教育者、教育管理者的事，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受教育者、学习者。因为，所谓“促进”或“影响”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已经说明教育者只是人的发展的外在因素，而人的一切发展行为，都是主体自觉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者对教育环境作何等精心的安排，不论他们对教育计划、对教育的教育管理创新，只不过是中国基础教育整体性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活动过程作何等科学的组织，如果没有受教育者，也就是学习主体的积极认同、主动参与，所有科学计划与良好环境，都不能自动地促成学习主体的积极发展，都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身心方面的实质性变化。

统一的计划或相对统一的设计，与成长中的、不成熟的但又初具个性差异的儿童、少年相遇，即使在一线教师的全力协调与组织引导之下，也会产生多姿多彩的不可预见的变数，也会为教育计划增添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教育是计划的管理，也应该是艺术的管理。

然而，艺术能管理吗？

其实，现代教育正是在这种可以管理又似乎不可管理的冲突中发展的，统一计划与因人施教都有道理，也都有偏颇，关键是要把握其间的尺度，实现技术、计划与艺术的相反相生，相异相成。

3.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根本区别，原因也来自教育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里，接受学校教育是一种特权，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权利。在封建时代，识文断字，能够在国家考试中达到基本标准的人——秀才，不但可以免除捐赋，而且有了与县太爷平身回话的资格。所以，传统教育一直与选拔制度紧密相关，一直建立在考试淘汰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权是人类发展权的核心内容，应由国家依法保证，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明确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据此，可以认为，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根本性变化是：教育，从选择适合教育的儿童，转向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把受教育权视为基本人权，把所有儿童、少年都视为教育的对象，并且努力使他们从中获得实在益处，实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把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旨在培养少数优异人才、领袖人物的教育，改造成真正对于各种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兴趣追求、不同能力与智力结构，乃至各种不同个性特征的儿童、少年，都有实在好处的教育，都有不可或缺价值的教育。这中间显然有一个十分艰难的转变过程。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等等，显然需要规模发展、数量扩张，而本质则是性质转换。因为上述任务，都不能仅靠多投资、多办学校、多聘教师、多招学生这类发展方式来解决，都需要教育自身发生某种质的变化，要创造不同于以往的教育来适应新进入教育范围的人群的實际需要，包括创设新的教育目标、新的教育模式与方法、新的教育内容和评价，等等。旧的教育面向的是少数人，受教育后也会走向社会的特定阶层与特别行业;而新的教育，不论是学生来源或毕业生走向，都将面向整个社会，社会有多丰富复杂，学生及其学习也应该同样丰富复杂。

4.现代教育改革的第三项动力来自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学习科学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假若承认教育不仅取决于教育者与社会，而且取决于接受教育者与学习者自身，假若承认教育过程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过程、一种特殊的学习过程，我们就必须十分关注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学习科学以及网络技术发展带给人们对学习活动的新认识。

学习仅只是一种知识传授过程，还是集传授、体验、探究于一体的综合过程？

学习的结果仅只是学习者认知和能力的变化，还是一个人的整体发展，是一个人在知识、能力、态度、价值选择等方面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久或暂的变化过程？

学习活动仅只是依靠人类本能、依靠个体的所谓“建构”即可完成，还是需要建立在人类历史积淀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需要学习并掌握人类积淀的认识工具——各种语言符号系统与物质工具来完成？

学习活动仅只是个体的实践活动，还是也包括人类群体的共同活动？

学习活动仅只是在学校教师影响下开展的活动，还是同时受到网络世界、校园与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有时甚至是在后者的决定性影响下开展的活动……

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有争议，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但是，正由于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种种争论、种种新的认识，才使当代教育改革不但有了需要，而且有了可能。因为，正是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展，为学习者与教育者转变自己的学习与教育方式，提供了方法论与技术手段的支持，从而使得在同一学校和不同学校中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成为可能。

5.在我们充分肯定中国教育应该、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时，必须明确，这种变化只能是一场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目标与长远结果，它不会、也不应是所谓的“革命”，不可能在过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

教育作为文化现象，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制度与人们观念形态的制约，教育固然应该争取“超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更多地表现在数量与规模上，而较难充分表现在质的转换上。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建设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项社会体制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验与认识正在逐步加深，中共中央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五个统筹”的思想，正在引领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改革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这样的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社会上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与各种外来影响的碰撞与冲突日益强烈，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多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与国际贸易冲突等问题，都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往往是多重社会力量与多种动因联合作用的结果，往往会出现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主张都有市场，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都得到支持的现象，甚至会出现同一个主体支持或主张方向相悖的两种改革潮流的现象。例如，作为一名校长，当学校向教育行政部门争取办学自主权时，他可能主张扩大“民主”，而为了应对学校之间的竞争，求得本校利益最大化，他可能又要去限制学生、家长的自由，限制教师的权利，主张加强“集中”。再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当他们希望招商引资时，肯定强调“科教兴市”、“科教兴区”，大讲提高人口素质，而一旦学校要求支持时，却又不肯增加教育投入，反倒鼓励学校用招生“创收”，甚至主张出售“优质教育”资源来“以教养教”，都是此类矛盾现象的反映。

在我看来，一定程度的教育理念、教育主张甚至教育管理认识的混乱，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在一个变革与创新的时代，没有对旧教育的全面冲击，就不可能打破传统认识对人们头脑的束缚，而没有多种多样的改革尝试（包括有些注定不会成功的尝试），也无法在全民性的探索中真正找到可行的中国教育自我创新之路。旧体制是个有序运行的世界，新教育也必将形成独具特色的运行规范，然而在两个有序之间，总会有一个或长或短、或隐或显的无序过程，有个旧秩序逐渐解体、失效，而新秩序逐渐生长、完善的过程。所以，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暂时无序与多样化的变革尝试，都应该受到欢迎，而且也难以避免，更何况教育作为涉及千家万户的文化事业，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会对教育的种种变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且会充分利用这种变革与一定程度的混乱，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或最保险的对策，从而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增添更多的变数与风险。为此，作为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应该在大变革中努力保持教育的稳定，应该尽可能消解变革的“冲击”，还应该尽力去弄清种种时髦理论的真正內涵及其背景，以尽量减少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误。换言之，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与时俱进的要求不仅是让我们跟上社会发展，锐意改革，大胆创新，不断超越自我，而且要求我们尽力克服浮躁，努力坚持科学求实的基本精神，从而使涉及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避免为成长中的一代人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深刻性、全面性，决定了这场改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在我们坚持改革、宣传并从事改革实践的时候，必须始终抱着审慎求实的态度，也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实验的原则。在没有取得确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效之前，任何改革实验，都不宜急于扩大试点，更不宜片面宣传所谓的“积极成果”。急于求成，拒绝批评，只能是事与愿违，会为改革自身及一代人的成长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延宕改革，拒绝创新，一味抱着陈旧的传统教育模式不放，也会直接影响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会使中国再次丧失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

6.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推进管理改革，以教育管理改革来促进并落实教育改革，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一项创造，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改革策略，其意义与价值都不可低估。

但是，在促成教育管理改革时，撇开宏观的即政策、方针及教育理念等等管理不论，仅就社会对学校的管理而言，也有一个学校性质定位的问题必须先予以解决。就是说，应该怎样定位学校的性质？学校是一个公益事业单位，还是一个肩负公益事业责任的经济实体，或者索性是一个以获取利润为要义的商业组织？三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角色定位，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管理策略。当然，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力量强大的语境中，公然以第三种身份出现的学校不多，暗中持类似主张的“学校”则有相当数量。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些学校的领导者虽然自命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实则是一种市场条件下的“寻租者”，是借社会多少盲目的教育需求以牟利的商界人士。第二种状况，是相当一批中国学校的现实写照。学校不仅要办学、办教育，还要多方创收以解经费不足之难题，尽管不能也不会把创收当成主业，但这种建立在以钱或权换分的基础上的学校招生体制，虽然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却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难以改变的“现实存在”，其切近的与长远的消极影响都不容低估。第一种状况是一部分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在这些国家，中小学校甚至不是严格意义的独立法人，校长不但没有用人权也没有真正的财权，没有创收、收费或任意支配资金的权力，他只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校教育管理活动，那里的校长与中国的校长有完全不同的角色认知与行为规范，比如，那里的校长必须兼课，那里也没有中国学校里叠床架屋的层级管理机构，因为那些机构大多与具体的教育活动无关。

所以，在谈论学校教育管理创新时，应该首先弄明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是学校，学校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学校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的机构，学校可以做或不应该做哪些事？在这些问题没搞清楚之前去谈教育管理创新，有可能会“创”到错误的路上去。

必须坚持，中小学校作为社会专门的教育组织，它是举全社会之力兴办的、旨在为全人类发展服务且必须为每一个求学者服务的公益性组织的基本观点。学校不应产业化，也不能市场化，甚至不应有区别于学习者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之外的单独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它应该同政府、警察、法院一样，为所有的公民服务，为所有公民下一代的发展无偿服务，学校应成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再生之地，成为扩大人类自由选择权利的重要途径。创立、发展以有效教育下一代为唯一职责的学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延续的基本保障。

要把学校当作学校来管理，而不是当作商店、工厂来管理，这是在思考学校教育管理创新时必须明确的前提。

7.当前，创设以有效教育下一代为唯一职责的中小学校并不容易，它首先要求政府与社会投入充足到位，同时要求从事教育的人有奉献精神与公益之心，还要求社会公众对教育事业的本意有充分的理解与真心的支持，这些，都不是靠学校管理创新就能做到的

但是，若能以“从我做起”的精神去推动教育改革，在学校内部管理改革方面，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努力，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创设发展条件。要创设宽松氛围。从培养统一规格、标准的人，到努力实现“因材施教”，到“为每个学生的不同发展创造机会”，到开设“校本课程”、实行“模块教学”……都需要为教师发挥创造性，为教师与学生共同调整、修订、完善统一的教学计划创设适宜的环境条件。

要缓解政府与社会、家庭在传统教育理念与社会现实竞争影响下形成的种种压力，让教师与学生在尽可能宽松的条件下尝试改革、自主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学校的管理者首先应是教师改革设想的保护者和支持者，是教师与学生的靠山，是他们改革尝试与现实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者，是他们创新努力的伙伴与同志。

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始终会在争论与碰撞中发展，大环境不可能很宽松，所以才更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去尽量承担社会压力，分解社会压力，为教师营造相对宽松的小环境。

8.学校管理创新的另一要求是，辩证地认识处理教育问题、管理问题，科学地掌握改革的节奏。

创新是目的，也是手段。创新归根到底是为现代教育的健康发展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的。尽管改革和创新都是好事，但只有两者真为学生、为教育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而没有让两者受到伤害，改革和创新才会为社会认可，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因此，要学会掌握改革的节奏和力度。最彻底的改革，可能由于其与现实条件冲突过甚而无法贯彻始终，倒不如渐进式的变革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收到实效而扩大同情者与参与者。所以，应该避免一厢情愿，要跳出形而上学和急躁冒进的怪圈，在承认规律、规则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允许或鼓励有所突破、有所超越，鼓励探求新规律，建立新规划，还要学会容忍和处理新旧交替中的暂时混乱，学会在看似无序中维护基本教育教学秩序。

在教育的计划管理时代，学校没有多少自主权，也没有多大风险，一旦强调“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尽管社会及宏观管理条件变化不太明显，而学校教育教学的自主权限确有增加，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彰显特色的意愿也更加强烈、迫切。这时的学校，不但要积极应对各种改革潮流，还必须未雨绸缪，为后续的改革创设机会，并为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预作准备，因而大大增加学校管理的复杂性，增加学校改革成本。这是一切比较深刻的改革必然要面对的困难，也是此类改革的魅力所在。由于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在现代需求与陈旧的传统观念及体制双重作用下展开的，所以尤其需要学校和管理者有高超的策略和技术，也需要他们在实现管理创新时有更强的预见能力。

9.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学校教育管理者要实现角色转换，甘当教师的学生，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教师同学习，同实验，同总结，同转变。因为，只有参与教育创新，才能领导教育创新。

传统的教育管理，由于管理者自身具有的经验优势以及对教育计划的先期把握，他们就比较容易担当领导角色。学校管理，主要是“按牌理出牌”、制度管理，可以从企业管理中借鉴许多成功经验。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中，由于管理者与教师同样处在创新的前沿，由于所有移植或引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都有一个“水土不服”而要与实际磨合改造的过程，管理者不仅失掉了领导优势，还会因远离教育教学实践而有处在劣势的危险，也因此比一线教师多了些担心或顾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沿用旧的目标管理、制度管理的思路或方法，就会使管理者变成教育创新的障碍。

从成竹在胸的学校教育领导者，到与教师一起成为新教育的探究者;从国家计划的执行者，到与社会、家长一起成为“以人为本”新教育的创造者，这种转换，不仅对學校领导者的角色身份与行为习惯是挑战，而且对学校管理制度也是挑战。只有把管理转化成为服务，管理者自身转变成学校中最努力的学习者、最有勇气的研究者时，这两种转换才能真正实现。

说得直白一点，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中，管理者的首要责任是把人“管住”，让他们的行为符合教育体制要求与学校生活规范;在新教育的管理中，管理者的首要责任是把人“激活”，让他们有可能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在突破固有规范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创造。我以为，正是这种管理任务的转变，带来了管理者角色意识与管理行为的转变，带来了学校管理模式的创新。

10.在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者有责任引领教师提高水平，所谓“师资队伍建设”，一直被视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要责任，正说明这项责任的重要。

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由于对整个社会而言，新教育的创生是一个崭新的任务，所以就无法按照传统模式那样，把培训教师的任务简单地放在某一种机构或某一批专业人士身上——如果有人用传统的培训方式去办各种学习班，其效果也往往大不如人意，这才催生了“学习型组织”与“校本教研”之类的新要求。换言之，正因为在新的社会发展或教育发展方式面前，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把握，需要重新学习，所以才会要求新的社会组织、社会机构以“学习”为自身的行为特征、组织特征。

其实，所谓“学习化社会”或“学习型组织”的说法，要义并不在学习活动上。当然，所有这些主张，都要求组织或社会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要通过学习、通过主体的主动求新求变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实现社会或组织的最佳发展。但是，不论这些理论如何要求变层级管理为扁平化管理，如何要求企业领导者成为学习引领者，要求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根本的问题仍是怎样才能激发组织成员的学习需求，那个至关重要的“共同愿景”、“企业发展目标”怎样才会“共同”，才会与个人真正相关？从这个角度说，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关键，是恰当处理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为在以创新为第一要义的组织里，传统的行为管理显然不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而放任自流又会使组织陷入无序状态，只有调动起员工的自觉性，使他律变成自律，使组织要求变为成员的自觉要求，组织本身才会实现有纪律又有自由、有规矩又能在需要时突破规矩的良好状态。显然，实现这一状态的关键是让员工成为组织的主人，让员工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体现在组织目标之中，从而从根本上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形成以组织的共同学习来追求组织的自主发展的组织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学习才不会摆样子，走过场，才真会成为每个成员的自觉需要，成为组织发展的动力因素。

当然，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实现的组织建设目标。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与个人发展目标，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不是处处一致，事事一致，发生冲突或矛盾也是常见的事。例如普通校的优秀教师希望到重点校去工作，有技术专长的教师想到教育以外的领域发展，等等，都是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部门利益冲突的事例。因此，怎样协调好组织、社会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怎样在组织内最大限度地保证成员的合法权益，怎样在积极地支持员工实现个人价值时，又能保证组织的持续发展，等等，都是新时期教育管理面临的实际挑战。应对这一挑战，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既没有统一的模式，又没有现成的办法，它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尤其是处境不利学校的管理者，有更强的创造精神与更大的创造勇气。

11.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深刻性、全面性，要求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积极认同。因此，即使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去观察，仅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看，学校教育也必须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走向主动，积极地寻求社会参与。

推动教育民主化发展，首先是社会、社区和学生、家长共同的事，而不仅是学校或教育系统内部的事。因为，民主的本义，是权利人有权参与事关权利人利益的决策过程。因此，社会、社区与学生、家长和学校、政府一样，在教育问题上有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等等。

显然，从“封闭管理”，教育家长，到主动吸引社会介入，让社会、家长參与教育事项决策，这是我国基础教育管理的重大创新，是有突破意义的管理变革。特别是在社会利益多元冲突日益明显，家长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因为从社会整体上看，国民素质偏低乃是不争的事实）的条件下，管理开放，决策权下移、分散，都有相当风险，会有若干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是，开放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参与是应该欢迎的。这不但因为民主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无可回避的，而且因为民主决策有助于科学决策和减少改革的风险、改革的阻力。多年来，在教育管理的论争中，人们经常要问“谁说了算”的问题，是领导机关说了算，还是学校说了算？是书记说了算，还是校长说了算？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合理的决策方式应该是，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人说了都不算，而要由某种程序化的讨论与表决之后才能算。换言之，是“民主过程”说了算，是利益相关者的多数意志说了算。民主决策并不一定保证每项决策都科学、合理，但确实可以保证每项决策都有相对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实施阻力最小，落实的可能性最大。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学校的领导者并不是只能无所作为，被动地听从决策表决结果，他们可以用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去说服群众，去争取多数，努力使正确的主张变为利益群体的共同意志，以求得既科学又可行的双赢结果。如果校长的正确主张不为社会或教师、学生接受，也应该积极服从民主决策的结果，并在执行中尽力避免这不尽全面的意见的负面影响，以期减少可能的损失。所以，对于习惯于传统管理方式的领导者而言，教育管理民主化，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挑战，有许多难题要破解。

总起来说，由于社会经济与教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教育管理就有了许多创新机会;又由于这一变革具有长周期和多反复的特点，教育管理创新就显得格外复杂困难。对于所有正在学校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士而言，只有直面挑战，知难而上，既要积极创新，又要审慎决策，才会在这场带有根本性的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实现学校的健康发展，并逐步实现教育与教育管理的全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