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初　阳

《珍珠鸟》一文，寄情微物，申发小小哲理，虽未脱旧式花鸟鱼虫小品文传统，却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鸟儿作为自然界中自由的生命，是否可以如对家禽一般豢养戏弄？“生物”与“宠物”，不是同一概念。比照同类题材的文字，约略可以见出境界高下。

黄永玉的《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一样探讨着“信任”话题，却有着对东方悠久专制主义传统下，人性的促狭与卑怯的反思与忏悔——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来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来。

它一进来，我马上想的是：“关窗！”但没有说出口。幸好没有说出口。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为什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山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来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唉！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来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就飞走了。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三联书店，1999年5月）而在鲍尔吉·原野的《啄露而歌》中，鸟儿所代表的，是在人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明亮、美丽、温暖和自由的世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句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兒”。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对照之下，《珍珠鸟》中作者的沾沾自喜与津津乐道，未免有“欣赏囚禁”的嫌疑。

是作者有才而无识？然而作者冯骥才一向注重文化传统的反思，深具民间情感，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一个个普通人的苦难个案，来建筑“文革”的纸上博物馆。在《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中，他说：

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如此有责任感、有良心与担当意识的作家，为什么会写出像《珍珠鸟》这样的文章——透过文本，人们看到的是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

《珍珠鸟》写于1984年，两年之后，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信赖”，作为一个核心词，屡屡出现在当时冯骥才的笔下。他创作的本意，也正在展现因“信赖”而生的美好境界。而可怖的正在这里，因为在这里，冯骥才就像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的维也纳人B博士一样：“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

并不是“鬼打墙”。只是因为长期的信赖缺失，所以一方面有着极强的对信赖的渴望，并愿意在日常创作中加以展现;而另一方面，“流泻下一时的感受”，却暴露了潜意识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把《珍珠鸟》当作一个寓言来读时，才可以解开。

把文本置于更大的历史坐标中，将文中的主要角色分别向上进格：小鸟→因为历史涂改、教育掩饰而丧失苦难记忆的中国文人，大鸟→有着苦难记忆的老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权力拥有者，如此，一个关于现时中国文人（非知识人）境遇的寓言，就再清晰不过了。

第一，视囚禁事实而不见，反而美化这种生存状态，以为有了吊兰与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第二，对于主体性自由与依附性安全，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决不飞出去”。第三，听不见有着苦难记忆的大鸟生气的叫声，而要栖止于权力者（BigBrother）的肩头，作小鸟依人的阴柔憨态，与屈原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脉相承。

黑格尔一语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超出他的皮肤一样。哪怕是这个民族中优秀的作家，缺乏异质自由思想的援引，也无法走出这“无物之阵”。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的核心词，不是作者卒章显志的“信赖”，而是被极其精心（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掩盖起来的“笼子”;《珍珠鸟》一文，实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篇筱敏《鸟儿中的理想主义》（见《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仿佛一一对应着写出来一般，在笼中不间断地练习飞翔的理想主义的鸟，是逃避自由的“珍珠鸟”最好的解毒剂。

于是本课时的教学，我紧紧围绕“笼子”周旋：以人与鸟之亲近，来观察鸟与笼子的距离;以筱敏与冯骥才态度之差异，来发掘“对囚禁的欣赏”的寓意;以影片《群鸟》中笼子的置换，来反省人类自恃有力的迷狂;以小竹笼束缚身体与大房间束缚精神，来推究天生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