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晖

中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与G7展开正部级非正式对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即将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和G7的态度都显示，现在还为时尚早，双方都需要等待更合适的时机。

10月1日傍晚6：30，白宫东侧的美国财政部大楼，当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围成四边形的桌子的一边就座时，在他们的左边、右边和对面，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已正襟危坐，等待着这场被美国财长斯诺称作“迈出历史性一步”对话的开始。

这是中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同时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也是中国首度与G7展开正部级非正式对话。对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国际主要媒体均及时跟进报道，消息传回国内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好事，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影响力扩大，与会能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也有人说，这是西方国家摆开“鸿门宴”，逼迫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就范，中国不能因此受制于人。

那么中国参加G7会议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何时会正式加入而成为G8？

中国不会很快成G8

西方七国是指世界最发达的七个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每年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都要聚会两次，探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大势和共同关注的财经问题，并协调这些国家在处理和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的手段和步骤。有人将G7称作世界经济的“安理会”。

不仅经济上G7力求协调一致，在政治上，西方七国加上前几年刚被接纳的俄罗斯，其国家元首每年也都碰头，研判全球政治大事，被称为G8峰会。今年的G8峰会六月份在美国的佐治亚州萨瓦纳举行。

有人因此把G7比作“富人俱乐部”，他们既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作用，也难免在制定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走向的措施中体现其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希望中国参加G7财长会议甚至G8元首峰会的呼声早就有所风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被邀请参与G7的部分讨论时，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中国、印度和巴西应获得和俄罗斯一样的参与权，由这11国组成的集团形成最高谈判桌。

对于中国应加入G7的呼声和热望，中国近年来一直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在联合国和诸多国际组织中一直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2003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G8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以与会，是因为东道主法国在G8元首聚首的同时，安排了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峰会。而今年在美国举行的G8峰会，没有这样的安排，自然中国也不会参与。

中国财长金人庆参加完与G7的对话会后，特意接受中国记者小范围专访澄清道：中国与G7对话并不意味着中国马上要加入G7，而是中国与西方七国加强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沟通合作。

虽然中国的GDP总量目前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但以一个人均GDP刚过一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与那些人均GDP三万美元左右的富国在一起探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侧重点和关注点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七国仍有较大差异，国际事务尽管强调合作，但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同，引发深刻分歧，也是常有的事情。

正因如此，在G7内部，是否应该接纳中国也存在分歧。积极邀请中国加入的声音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应当把中国纳入G7体制中，与之对话，让其发挥大国作用，同时影响其政策走向。持反对意见的声音则说，G7应是由意识形态类似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应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而中国还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不具有“适当的体系”，无法获取足够的信任以参与国际经济货币政策的讨论。

如今看来，前一种意见正在G7内部悄悄占据上风。美国副财长泰勒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在全球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参加G7会议的讨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金人庆也表示，中国参加G7对话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世界包括西方七国的承认和重视。他说：“当前，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很难决策，决策了也很难实施。”

无法否认，中国经济正在对世界形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国，拥有近5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用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的话说：“今天中国经济一打喷嚏，亚洲甚至全球其他地区都会感冒”。如今中国粮食、原材料市场的风吹草动，会直接影响世界相关商品交易所的行情走向；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举一动，举世瞩目。而眼下美国和西方伙伴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是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改革没有时间表

泰勒在会前就声称，西方七国财长希望与中国官员会谈，因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对世界经济和美国很重要；朝最终目标取得进展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这个层面展开讨论。无疑，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此次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

西方七国的财金高官们可以联手向中国的财金政策制定者们施压，要求中国尽快放弃盯住美元政策，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但西方国家不要指望通过几次对话，就能达到目的。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会后在回答本刊记者提出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有无时间表”的问题时表示，中国人向来不习惯作出某种时间表的承诺，但中国在改革中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胆略和勇气。此话暗示中国实际做的往往比口头承诺的要更快。美国财长斯诺会后也确认，此次没有就中国汇率改革提出时间表，美国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兑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改革的终极目标，但在目前中国银行系统问题颇多的情况下，贸然完全放开资本控制，将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甚至危机。中国已经多次向西方国家阐述了这个立场，并承诺朝着终极目标加快改革步伐。

在此次对话会和前一天举行的中美经济联委会上，中国再次承诺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周小川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中方的努力和安排表示理解，也没有施加更多压力。美国实际上也理解这个立场。”他表示，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在取得进展，但中国是大国，汇率问题很复杂，因此慎重稳妥一些未尝不可，但中国正在诚心诚意推进这项改革。

斯诺透露，在对话中，中国的部长们确认向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改革的承诺，以及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的细节，还探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他表示，尽管美国仍不满意，但事情确实正在取得进展。他说：“中国正在对金融体制进行蓬勃的改革，他们正在采取行动。”

中国已经提出了汇率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地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周小川解释道，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意味着更大的灵活性；合理均衡意味着汇率水平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不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意味着朝向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汇率机制。

至于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周小川透露，主要有六项：一，加快商业银行改革；二，减少不必要的资本项目管制；三，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度；四，简化经常项目可兑换操作手续；五，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六，金融市场基础建设。这六方面有的正在进行，有的正在准备，有的已经收效，看得出中国汇率体制改革正在前进之中。

周小川表示，作为央行行长，他对中国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是满意的，认为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97年后，中国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那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安排，但不意味着永久不变。现在亚洲金融风波及其产生的土壤已得到克服和纠正，亚洲金融风波的副产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紧缩，其威胁也已消除，因此进行汇率体制改革的条件和环境已发生变化。

周小川强调，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考虑银行系统改革和其它改革的进展，还要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因素，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稳步推进。

与G7对话仍会继续

从对话双方的表态看，大家对此次对话的意义和效果都持肯定态度。美国副财长泰勒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G7财长会议是对中国愿意改革金融货币体制的“奖赏”，但对G7而言，借机与中国增加沟通，加强对话，促进目标的实现，无疑是G7拉拢中国的动因。

从中国而言，虽不愿很快加入G7，但所以接受邀请参加对话，是希望通过7+1的非正式对话，向西方七国阐述中国的经济政策和主张，增进相互了解和沟通，增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金人庆说：“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样的接触越多越好”，“相信这样的不定期会晤还会继续下去”。

观察家认为，从将来的一两年看，中国不可能加入G7。G7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取得突破之前，接纳中国成为其体制内一员，希望渺茫；中国方面也不希望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就加入“富人俱乐部”。

有朝一日如果中国成为G8，乃至G9、G10，那将是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标志，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扩大的表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参与制定规则的同时，也要接受规则的约束，加入G7是同样的道理。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必有弊，关键在于如何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