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富

在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经济词典中，科学发展观和“三农”问题，是时下最最重要的语汇。将二者结合，以科学的投入观推行多种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也许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时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却呈现出相对递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较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地步。由“三农”问题导致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积聚，有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阻碍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向前推进。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内地从上至下，都在全力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切实解决“三农”矛盾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牢固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投入观。

当前，可以围绕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制定5年或10年发展纲要，作好年度目标分解。紧紧围绕具体目标，制定方针政策，特别是科学的投入政策，才能克服“口号农业”和形式主义，真正把精力放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上。

农民进城代价大“就地消化”是出路

在关注“三农”本身的同时，研究其相关联的系统和相关因素是必要的。但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只需要在农业系统以外搞点投入，花点精力就行，就大错特错了。从根本上讲，跳出农业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大可能的，至少在可以预计的时间内是这样。比如农民工进城，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下，农民若都呆在农村，一些地方连起码的生存都会有问题。据调查，农村不少地方，青壮年差不多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少”，是这些弱势群体在从事最简单的农村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产，同时还不得不克服许多生存困难，支持家庭中精干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挣回有限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计。这样的代价，从总体上走的是丢掉农业，丢掉农村的路子。盲目无序地让农民工进城，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甚至还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就业的矛盾上——中国就业问题还是总量性矛盾，经济增长不足以吸纳全部新增劳动力，使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据统计，到2004年仅城镇闲置需要就业的人员就高达5000万人，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长远看，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越来越少，而对用工的要求则会越来越高，农民工进城的空间势必逐渐压缩，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将会越来越有限度。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上还必须着眼于系统内“就地消化”和就地解决，让农业和农村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从宏观上认真研究农村的需求和供给问题，激活“三农”发展的主体，研究其运行的基本规律，抓好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宏观调控，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良性互动，则是十分必要的。

体制投入操作性很重要

“三农”问题是一个广泛性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应当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如果把“三农”问题的解决、预期性目标的实现作为产出的话，那么对整个系统的一切努力和贡献都应视之为供给和投入。科学的投入是系统全面的投入，是围绕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有效措施的综合。

首先是体制投入。体制投入是对农村最基础，也最具决定性的一项投入。确立新的体制，必须遵循几项原则：一是要以农村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二是要与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太滞后，也不能过于现代和理想化；三是要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四是制度本身要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以此原则分析，对农村，特别是乡村一级，由于更多的只是执行，面对的是很具体的并带有突发性的人和事，需要的是反应迅速的执行能力和办事效率，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领导者的责任会更明确，有限的权力更相对集中，更有利于降低体制成本和减少环节，提高效率。在农村治理结构的变革上，就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实行县、乡、村的层级结构仍然是最为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发挥好这几个层级的作用，真正实现职、责、权和利的统一。

及时清算剥夺农民的政策

其次是政策投入。当前农村面临着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去干预和解决。在政策投入上，一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不能为制定政策而制定政策，更不能闭门造车，制定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政策。二是要有系统性。“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政策的制定必须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而不能孤立行事，顾此失彼。三是要有操作性。这种操作更多地体现在符合农村客观实际，便于执行和能够执行上。对一些必须具备一定手段才能办到的，在政策制度上就必须赋予相应的硬性措施，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难以落实的。当前在对农村的政策投入上，必须及时清算剥夺农民的理论和政策，让农业和农村更好地休养生息，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采取城乡一视同仁的财政金融政策

财政投入则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投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直接决定资金流向的财政政策入手。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城市公共事业开支，结果普遍出现了“看城市像欧洲，看农村像非洲”的畸形发展现象。重视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一要树立公共财政的理念，采取城乡发展一视同仁的政策，并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该“输血”的要及时“输血”，通过适时“输血”，增强农业和农村内部的“造血”功能，最终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缩小事实上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二是要突出重点，要立足于农民生存和发展，有计划地实施投入，要关注农民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加大对残疾人、“五保户”、“特困户”等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同时进一步探索和实施新的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基本的健康权力。在此基础上，继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要努力改善和完善投入方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杜绝“跑、冒、滴、漏”现象。要以项目投入和专项投入的有效落实为根本，防上重复投入和“关系投入”，特别要关注一些几十年不见一点投入的“空白村”，实现公开投入，民主投入和公平投入。

农村融资难，很多农民从正规的金融组织很难贷款，就从非正规的渠道去获取，这势必造成混乱和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加大信贷投入的力度。具体来说，第一，要高度重视农村信贷问题；第二，要根据农村信贷急迫、频繁、量小、效益低和风险高的特点，形成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资金贷款流动机制，使农村自我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三农”自身的需要，而不被其他商业银行轻易地抽走；三是要对农村信贷制定较为特殊的政策，除了降低利率、税率和财政贴息外，还需分配一定的呆帐坏账准备金等；四是要积极探索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抵押的途径，形成新的抵押体和融资体；五是要在允许和规范民间借贷在农村存在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民自己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从根本上缓解农村信贷矛盾。

配合科技和文化的投入

解决“三农”矛盾，科技投入和文化投入亦不必可少。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科技服务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要因地制宜，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村劳动资料的使用率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并通过兴办农业科技服务，农业技术经济合作组织，和开展农业技术集团承包，以及鼓励教育、科研单位在农村从事科技推广工作等措施，把科技投入落到实处。

此外还必须重视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文化对农村发展的巨大作用不仅表现在知识与科技，更表现在价值观念，也即文化精神。在加强硬件和载体建设的同时，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二要大力加强农村和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要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加强行为引导，特别是在信仰方面的引导、努力沟通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致的地方，同时从总体上建立必要的道德守护机制。三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四要活跃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