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珍

译事艰难，关于这一点，认真从事过翻译工作的译者与认真从事过翻译著作编辑工作的编辑最有体会。翻译之所以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因”上讲，“理解的通天塔”和“翻译的通天塔”不可搭建，“译不准原理”似乎具有普遍必然的“先天综合”性质；从“内因”方面讲，生有涯而知无涯，更何况当今之世知识和信息随时都在发生“爆炸”，不但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已无“复活”可能，即便精通一门学科的大师似乎也绝迹了，有的只是知晓某门学科的某个分支抑或某个问题的专门家。总之，就像《基督山伯爵》里的法利亚长老感叹的那样，“人类的知识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正是由于语言转换过程中字词句表意上不可避免的增损和人的知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任何追求完整准确的翻译的努力都有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和无奈。

正是由于翻译的复杂和困难，催生了对翻译问题从哲学到技术层面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翻译学术研讨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版，“翻译研究”、“翻译学”蔚然成为今日学术园地的“显学”。

翻译难，翻译哲学著作更难，这虽然是某种主观经验的表达，但认同者可能不少。美国哲学家奎因阐述的“译不准原理”，便主要基于抽象概念无实物形指、两种语言互译必定发生意会增损的经验体认和理性推定，而哲学概念又是学科概念中最抽象的，因此，其“准确”的翻译自然便难上加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