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鸣锵

一

丫丫者，即爹爹也。

儿时，刚会发音，大人就教我喊“爹爹”，而我却发出了“丫丫”之音。从此，全家都跟着我喊起“丫丫”来。后来长大成人，外出工作了，我给父亲写信时，仍旧沿用这一称呼：“亲爱的丫丫”。他复信落款也是“丫丫”。“丫丫”成了我们全家对他的惯称。

我的父亲萧华清是个革命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科英语系。他心地善良，慈祥和蔼。他在学校任校长、教师时，重视人才，视学生如子弟，爱护有加；在家中也特爱子女，我很少见他吹胡子、瞪眼睛、发火打人骂人。小时候，我很调皮，他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只是有时在屁股上轻轻拍吓，以示处罚。妈妈常责怪他：“华清，你太惯侍慰娃娃了!”(慰娃娃是我的小名)我们家共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家里完全一视同仁，绝无当时某些家庭重男轻女的习气。

“丫丫”婚前就特别喜欢孩子，连邻居家的娃娃也要抽空抱抱、亲亲或捎点小东西之类逗孩子。婚后，他渴盼有个孩子。第一个是个男孩子，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国医院里。出生后因医生护理不当，不久便窒息而亡。直气得丫丫用英语责骂那个法国医生。母亲怀的第二胎是一对双胞胎，因保护不好，劳动过累掉了胎。我是第三胎，也诞生在上海法租界那个法国医院里。

可以想象，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兴奋和鼓舞。他们疼爱我极了。连父亲的战友们也来祝贺，也疼爱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时从反动军阀的屠刀下逃出来的。我的出生给这些处于革命低潮中的年轻革命者们带来快乐和安慰，因此李嘉仲伯伯就提议给我取名“慰”。当时革命烈士陈达三的儿子陈仕邦，因去日本留学由重庆赴上海，就住在我们家中，整天抱着我玩，我刚满1岁就会叫他“邦邦”。他更爱我，教我读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那么小，哪能吟诗，哪能理解，奇怪的是，当我一听他读到“举头望明月”时，就扬起了头；读到“低头思故乡”时，就把头低下来。因此，亲朋好友都拍手赞扬，把这当成了一个逗乐的小节目，夸我：“慰娃娃，好聪明！”那时，母亲在上海美专校念三年级，父亲忙于教书，还要搞翻译，以文换钱维持家用。我就一人在家里爬在地上玩。后来，“丫丫”决心让母亲休学，回家来带我，以免宝贝女儿有任何闪失。母亲终于成了肄业生，回到家中一心一意带我。

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是听父亲讲故事。每晚睡觉前听一个故事，不听故事就睡不着觉。过节假日，父亲空了，更是我听故事的好时机。一天天长大，我听的故事就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听了一个革命者遭遇悲惨的故事，边听边哭了起来，很是同情那故事中的主人公。妈妈说：“你哭什么，这是故事呀!”“丫丫”为了逗我笑，便抽烟吐烟圈玩，烟圈吐得很圆，要我去抓那烟圈，我也就笑了。

二

1942年至1945年间，是我们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我随父母从河南安阳返回到大后方的成都，日机整天轮番空袭，弄得人们疲惫不堪；加上我们尚无落脚之处，一时也租不上房子，只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2年，好容易我考上了父亲曾当过校长的成都协进中学初中，可“丫丫”却失业了。原因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给教育厅发了一密文，勒令他辞职，说他系老共产党员，赤化了学校，赤化了学生。

为了解决全家安身住宿之所，韩伯伯(韩伯诚)把他在外东郊区躲空袭警报的一所茅草房，无偿借给我家和另一家老人居住。这是一所四合院，两间大房。各住一大间，倒是够了。至于日常费用，则是靠“丫丫”翻译点文章交《今日新闻》社的社长张履谦，以文换钱；他的一位北师大老同学看守位于盐市口一茶馆隔壁的烟铺，也多少有点收入。那老同学名张仲实，是个做生意的能手。一些相识的老师、同学都将手边的一点钱交他做烟生意，想靠他的倒腾攒点钱维生。“丫丫”也将多年教书辛苦积攒的一点钱交他，并为他守烟铺。这个烟铺离智育电影院较近，生意还不错。张仲实接的钱越来越多，他的生活开始腐化。“丫丫”发现得早，每天催他还本，这样才未蚀本吃亏。不久，他卷款潜逃了。一些老师、同学的钱都被他吞了。有的人昧了良心，哪管什么亲朋好友哟!

我在协进中学这所私立中学读书，学校的董事们念萧华清过去对学校的贡献，免去了我的学杂费。我读书也用功，每期成绩都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每周六放学后，我就去盐市口茶馆找“丫丫”，父女俩见面后就高兴地步行返家。走到牛市口街口时，“丫丫”就买上一斤半肥半瘦的肉，再买点蒜苗，好回家让妈妈炒碗回锅肉。然后，我俩沿着乡间小道慢慢走近那简陋的茅草房。两个弟弟早已守候在大门口了。远远地看见了我们，就高兴地叫起来：“丫丫回来了!阿姐回来了!”妈妈也跑了出来迎接我们。他们知道，阿姐回来的礼拜天中午就会打顿牙祭，吃顿回锅肉。有肉吃大家围桌吃饭就特别温馨。

我的大弟因胎生双脚残疾。那时他不过5岁，小弟才3岁。“丫丫”专门为大弟做了个小黑板，让他学着写字画画。我们三个姐弟中，可能他继承了母亲的基因，从小就很会绘画。家中凡有客人来，他很快就能画出来人的肖像。有一次，干爹张卓如——绵竹县中学校长来我们家刚坐下，大弟就将张的肖像画了出来。他抓住两个特点，一个矮、一个是带眼镜，让人一见即识，因此大家都赞扬他画得很逼真。很快人们就传说我家出了个“小画家”了。

“丫丫”很辛苦，早出晚归。因无钱添制衣物，那件外罩长衫白天穿出去，晚上回来脱下母亲立刻洗净晾干，第二天又穿着外出。他在外活动情况，家里人一概不知。有时，“丫丫”也带我们去智育电影院程子健伯伯处玩。大革命时期，程子健是中共重庆地委工委书记，父亲当时是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两人是老战友。那时，我不知道程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因为大人的事，我们从不问。

1946年以后不久，我家就迁去了育婴堂街的育婴堂，据说“丫丫”当了育婴堂堂长。慈惠堂是全川最大的一个民办慈善机构。张澜(中国民盟主席)任慈惠堂理事长、王干青任慈惠堂总干事兼培根火柴厂厂长，萧华清任育婴堂堂长，吴恩灼(女)任女婴教养所所长……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又是民盟盟员。这里是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我们的家在“丫丫”新的工作单位解决了吃、住两大难题。许多革命战友如杨伯恺等常常来我家聚会，这里简直成了“民主之家”。隔段时间，韩伯伯(韩伯诚)也邀约我们全家去他开的饭馆“长美轩”改善生活。韩伯伯和“丫丫”一样，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文革”前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46年春，经中共地下组织活动，“丫丫”又出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1947年“六二”大逮捕时，他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得到信息，冒险到协进中学通知他赶快撤离。自此，他离开了成都，走上了一个革命者流亡生活的道路。几经险恶，由重庆而南京、接着从上海去了香港，然后转赴解放区，最后到达北京。他和老战友周钦岳相逢于天安门红旗下，眼见盼望多年的新中国终于建立，他俩在天安门附近一酒店举杯庆贺。“丫丫”写信告诉家里：“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家庭的团聚!”这年年底，他终于回到解放了的重庆，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人民政府文教局长。

三

十年浩劫中，眼见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老友沙汀和任白戈被批斗抓着头发后仰的照片在解放碑展出，“丫丫”不忍看，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革命者，怎么会突然就成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分子?他绝对地相信毛泽东，但对“文革”中发生的一切很不理解。重庆市民盟副主委李嘉仲(我们称李伯伯)，是南昌起义时的老党员，敢说敢为，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党内的派系斗争。”一语戳到了痛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但他挺过来了。这是一位值得敬仰的长辈。我安慰“丫丫”看远些、想开些，把身体养好些，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他说：“不会了！”我满有信心地说：“一定有机会的。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向李伯伯学习。”

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是20世纪 20年代重庆中法大学时，“丫丫”的学生，他一直称呼父亲“华清老师”，称呼妈妈叫“觉人师母”。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他们先后去了上海，后来任白戈又去了日本。他要“丫丫”也去日本。“丫丫”正准备带着我们去日本时，因卢沟桥事变爆发而作罢。以后任白戈又去了延安，带信要“丫丫”去延安抗大教书。那时我们已经由西安回到成都了。在那艰困颠沛的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坚定的革命者，现在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可能!他怎能相信?

“文革”前，任白戈任重庆市委书记。“丫丫”是重庆市民主同盟主任委员、政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政协日常工作，协助市委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文革”初期，一张大字报贴上了解放碑“大光明理发店”门前的墙壁上，标题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目萧华清开炮”。“丫丫”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突然患了心脏病、失眠症等，整天沉默寡言，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医院又不收住，只靠老友吴先忧的大儿子、重医附二院药房的药剂师吴学熙，每天送点药来给他吃。他平时生病解不出小便，全靠弟弟远健替他导尿。也就在这时，市政协的造反派将他的工资扣至100元，造成生活极其困难，加重了他的病情。我写信安慰他：“他们扣了你的工资，是替你保存着，将来会归还你的，因为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没有钱，我寄钱给你去买药，一定要保重身体。”紧接着，市中区房管局的造反派也来瓜分我们的住房，为我们留下了三个小间，其它的被他们占住了。我们只有忍气吞声，没有被赶出家门就是万幸了。当时，外调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米几次，有的还要求按他们授意写材料。有一次，适逢我在旁，就推说他有病，年老体弱，记忆力差而拒绝掉了。

1967年8月，在重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后，我从凉山请假回家探亲，见“丫丫”满脸胡须不刮，以往他是很爱整洁的，每天要刮胡须。我劝他把胡须刮了，他坚决不刮。后来才知道他是蓄须抗议。他身体日渐衰弱，行动更不方便，我便扶他慢慢走路，并嘱他要缎炼好身体，为情况好转的未来作准备。他到市政协之前，曾是市体委主任，身体很好，还带头表演太极拳，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身体不会垮得这么厉害，活个八九十岁当不成问题。见他身体如此状况，我忧心忡忡。但假期已满，只得按期离去。我真舍不得离开我亲爱的“丫丫”。临走前，我连饭也吃不下，落泪又怕“丫丫”更难受伤心。下午，我启程前，他站了起来，披上了大衣，执意要送我出大门。我坚决止住他，说：“丫丫，明年我又回来看你。”他拉着我手说：“慰娃娃，等成昆铁路通车后，我要来凉山看你。”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直流，哭着跑下了楼。到了楼下院坝，我望着“丫丫”住房的窗口，泪水包满了眼眶，转头心中默默地想：“这该不会是我和丫丫最后的一面吧!”

不想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他去世时，我没有在他身边守灵送终。倒是老伴元生回河北老家安埋老父顺道回重庆时，遇上了“丫丫”的逝世。妈妈和元生商量，没有发电报告诉我，怕我一人在凉山，受不住此一打击悲伤病倒。元生返家后，闲谈时才逐渐向我透露：这次外出办了两件大事。我惊诧了：“怎么两件大事?”他才说出“丫丫”辞世之事。我立即放声大哭起来……

“丫丫”常挂念着我这个远方的女儿。平时他见了同样年岁的女孩来家，就说：“慰娃娃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啊!”“丫丫”爱了我一辈子，我却没能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一天!他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却因工作关系远在他乡!当我遇到困难时，他写诗鼓励我，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教育我如何做人，其中一条条地写了“能否加强阶级觉悟”、“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地结合”、“能安于平凡否”、“能言而有信否”、“能够过刻苦生活否”等格言。当我受到委屈时，他勉励我要永远向前。解放初期，在“左”风的影响下，1954年10月，我因年轻，处事不当，曾受到一次过重的处分，对我身心打击很大，使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现在回忆起来，坏事又变成了好事，使我日后免受了许多灾祸。他知道此事后流泪了，并在我耳边说这么一句：“慰娃娃，谁都不要你时，丫丫要你。”我立即扑到了他的怀里，痛哭失声。此后，他这句话长久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丫丫要你”，使我挺身向前，力量倍增。

1979年，萧华清身后10年，任白戈夫妇去潼南参加杨闇公烈士的扫墓活动返回成都，途经重庆时，专程去戴家巷看望年近八旬的我母亲。我弟弟萧远健向任白戈夫妇谈到，十午浩劫后，市委于1978年11月6日，为萧华清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任白戈深情地怀念说：华清同志的一生是非常刚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