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郁邮

1985年，我刚离休不久，就和武汉的童式一，一起被借到北京，给朱语今、张黎群做了段时间助手。因为他俩共同接受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项任务：写一篇南方局青运史稿。他俩是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人，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要写清楚那段历史，非他们莫属。而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张在中纪委，都还在职，工作繁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需要有人代劳，特别是查阅档案和走访一些老人，很费精力和时间。

式一和我一到京，就被安排在张自忠路七号住下，办公和卧室都在这里，吃饭在中纪委食堂，十分方便。张黎群和中纪委常务书记李昌都在同一楼上办公，朱语今有时也来，但我们接触最多的是黎群同志，还经常和他一桌进餐。

张黎群当时家住团结湖，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据他说每天天不明起床，从 6层楼的住宅往下急行，上下楼梯走10遍，直到出了汗，沐浴一下才登车来纪委吃早饭。

每天第一次见到他就是笑盈盈走进食堂，除进餐的人们喜欢和他说话以外，所有炊事、服务人员都很热情招呼他。有一次，邻席一位胖乎乎的满口重庆腔的同志和韩天石跟他说了一阵话，我问：“那位乡音不改的是谁?”他马上说：“介绍一下吧，我们的作家汪文风你还不认识?你没有读过《天安门诗抄》和长篇小说《雾城斗》吗?”我说：“是文风同志，你家有几位都是我的好友，包括你妹妹汪婉修(江涛)。”汪文风说：“你这一说我也明白了。”黎群同志学着汪的重庆腔说：“你们这一说我也明白了!”弄得满食堂哈哈大笑，他自己则笑得更开心。

不了解他经历的人，大概也和当时的我一样，认为这样一位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的老人，多半他一生的日子过得比较顺畅。但相识一久，从他口里和别人口中得知他的几十年遭遇，便会大感惊讶，他为什么不像有些相同经历的人那样，经常心事重重，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呢?

这次在京期间，给我的感觉，黎群同志不但是一个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的人，而且他是一座“标准钟”。每天工作那样有序、那样紧张，但每天上午10时，下午4时，我们的门外一有脚步声，不用问，准是他来了。他每天两次来和我们共度工休时刻。习惯了，不请他坐。反正请他也不会坐。每次健步走下楼来，他总是带着童贞般的微笑，双手插在裤腰带上，骑士般站在那里，准备接受我们的提问。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资料很多，总有一些弄不清的问题要请教他。奇怪的是，每提一个问题，往往就要牵出一串串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他的脑子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故事仓库，有取之不尽的对我来说是很有教益的故事。他曾经一再强调，要劳逸结合，要每天抽时间出去走走，哪怕就在这座曾经是吴三桂的王府里、陈圆圆住过的花园中走走，也对健康有益，不要老趴在办公桌上。但我总觉得，利用休息时间多听他讲故事，会比畅游昆明湖、跃马康西大草原还舒畅，又很长见闻。

一次，我从团中央资料室查出一份不知是谁写的南方局青年组《一年工作总结》，我请他看看是谁的笔迹?这一问，又把他的故事匣子撞开了。他说： 1944年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发动一批国统区知识青年去鄂北的新四军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于是到次年日寇投降前夕，先后送去了500多人。另外，南方局还叫青年组发动一批进步青年去川东川北边缘地区建立据点，万一日寇攻占了大西南，凭着易守难攻的大巴山地区便可开展游击战争。短短半年多，青年组向上述地区派去130多人，建立了30多个据点。这期间，南方局得到内线情报，说特务报告中有“张黎群供称”之语。正在此时，重庆有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川鄂边界抓获“青年共党嫌疑分子”多少名。南方局领导人一查，同一时间张黎群经手送走了一批进步大学生。又有一对青年夫妇取道合川北上时，男的夜间梦呓，大呼“特务来了，快跑!”两人夺门而逃，夜黑风高，失了联系。女的跑回重庆汇报了，领导人一查，这一批又是张黎群送走的。于是，他便受到隔离审查。在日夜紧张的战斗中突然被“闲”了下来，他估计是自己的工作中真出了什么问题，又想不出问题究竟何在。想向组织写交代，又不知该交代什么。于是，自出心裁写了一篇一年工作总结上交。

他说：“这件事我还该谢谢你!因为前两年童小鹏同志得知南方局青年组有一些档案材料在团中央资料室，担心那里的设备能否保护好如此重要的文件，想建议移交中央第一档案馆。要不是这次你发现了，我还以为已经移交了呢!”

他说：“1946年4月8日发生的黑茶山空难，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和叶挺将军的全家4口都牺牲了，这份材料和你见到的其他几份有烧焦痕迹的材料却幸存下来，是当地同志冒生命危险从飞机残骸中抢救出来的，都是他们随机带回延安去的南方局档案。”

他把这些故事轻轻松松讲出来，好像手中一杯水不经意间流了点出来似的。然而每次听得出神的我，却越听心情越沉重。“天哪，要不是张佛翔(张黎群当时的名字)健在，谁能把这些故事讲得如此真切，如此完整?许多事不就永远成了历史之谜吗?”我真恨自己没带一台录音机，听完故事再笔记会不会挂一漏万?

西南师大几个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群最不爱听政治报告的同学却最喜欢听张黎群的政治报告，说很像小时候听外公外婆讲那些美妙的故事。“校方通知我们去大礼堂听重要报告，心里好烦——又是那些枯燥无味的说教!于是，女同学带上毛线，男同学夹着小说，有的干脆跑到球场上去了。但报告开始不久，毛线不织了，小说不看了，还去把球场上的人喊进来，大声威胁说：再不进来你们要后悔半辈子!”张老的报告完了，会场上的师生们却久久不愿离去。

2003年3月11日，残酷的胰头癌夺走了一个顽强的生命，黎群同志离开我们远去了。再想听他讲20世纪中国的故事，只有从他浩翰的遗著中去探寻；要想听他本人几十年风雨坎坷的故事，只有寄厚望于传记文学家了。

谨写这段回忆，寄托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