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宁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后院，有一块草木茂密的坡坎，林蒙和胡明夫妇俩的骨灰就葬在这里。

两位都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但从未居功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一度骨灰就存放在殡仪馆，且一放就是10年，1994年才经有关领导批准迁移于此。为免立碑占地且影响环境绿化，墓碑同时埋入地下，因此现在只有凭借两棵小树才能辨识骨灰埋葬的大致位置。

两具忠骨，就这样同红土地永久融合……

(一)

林蒙原名甘固、甘道生，1911年出生在四川邻水山乡的一个地主家庭。 1924年他13岁于县小毕业后，就随堂兄到了北京，先后在京师一中、今是中学、辅仁大学等学习。大革命浪潮和学生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他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并成为出色的学运小领导，1926年便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校团支书、共青团北京东城区委组织委员等职。不久，北京团市委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余永藻被捕，后来又遭杀害，成为当年北京著名的十八烈士之一，他就是林蒙的入团介绍人。林蒙受到监视、跟踪，被迫离开北京，从而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不久又回到北平，化名辗转于多所学校，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闹学潮。遭到搜查，又被开除。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编辑团的刊物《少年通讯》，并多次参加抗日示威游行等活动。

1933年，他因家庭经济拮据失学，于是返回四川，在成渝两市和一些区县以当报社编辑、学校教员等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但屡屡失业，生计十分困难。此时曾有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企图用介绍工作，提供资助来引诱收买他，他不为所动，一边参加救亡活动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他在“新文字讲习班”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大众哲学，又协助大哥经营“知识书店”，还组织了“三八读书会”，干得热火朝天。就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他与几位老党员联系上，筹建了成都救国会，并被选为常委。同时还在进步的《力文》半月刊和党的刊物《建设晚报》上发表文章，支持车耀先揭露蒋介石对沈钧儒等“七君子”进行迫害的阴谋，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这些活动，得到党组织赞许，由他大哥的老战友黄聘三介绍，四川地下党领导人张曙时约他谈话，1936年12月四川地下党批准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张曙时布置林蒙同刘湘的上层人士接触，争取他们支持救国会的工作。又让林蒙利用地方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打人刘湘任主任的川康绥靖公署所属的川南军事政治校阅组，以上校政治校阅官的公开身份，编写政治宣传提纲，并到泸州、乐山等地向官兵讲演，宣传抗日。同时到地方向学生和社会进行宣传，动员大家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后来，他又打人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当少校科员，主管宣传。当时，四川军阀王陵基是保安司令兼保安处长，而该处的政治部主任兼刘湘的高等顾问郭秉毅却是我秘密党员。林便充分利用全川保安人员训练班等场合，大力宣传抗日思想，还相机发展了三个排级保安分队长入党。1938年，刘湘病死武汉，国民党中央势力控制了四川军政大权，林便退出了保安处，按我党省工委的布置到绵阳工作，其间发展了两个营长入党。

1938年，林蒙担任宜宾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调重庆担任中共川东特委常委。特委书记是廖志高，林管宣传。之后，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他又分管宜宾中心县委、梁(山)大(竹)中心县委、涪陵五县工委、荣吕直属县委以及重庆中城区委、江北县委等党的领导工作。他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当特委机关受到破坏，有几位负责人被捕时，他沉着应对，多次转移，不顾个人安危，到各地巡视，使党的组织更加隐蔽精干安全。

(二)

1940年10月，林蒙和胡明先后被调到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胡明出身于重庆江北县一工人家庭，1938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富顺县特支书记、川东特委内交通等重要工作。他俩调来后仍隐居在城内，胡担任秘密交通员，不能进入红岩，只能与组织派出的人在约定地点秘密接头传递情报，交接党员组织关系。林蒙与叶剑英单线联系。当时，为了对付国民党随时都可能对我进行突然袭击，要准备建立秘密的撤退路线。1941年的一天，叶剑英告诉林蒙，要他利用邻水县丰禾场的老家建立一个隐蔽的转移站，并调来一位当船工的党员和一位农民党员，同林一起筹备。这次林蒙夫妇二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当然是用“回乡探亲”的理由。他们在家乡布置好一切，组织上派人实地作了调查，确认这条秘密通道安全可靠。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回到延安，转移站由董必武领导。9月董老通知林，调他夫妇俩到红岩南方局机关工作，林蒙担任统战工作委员会秘书和董老的政治秘书，主要负责地方政治组，调研四川工作。胡明作南方局妇委秘书，兼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编辑。在此期间，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领导，有幸面聆教诲，思想理论、政策水平以及斗争经验显著提高。林蒙在红岩为统委起草了许多文稿，还发表过一些文章，参与了很多重大的统战活动。其中一篇题为《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的署名文章，刊登在1942年重庆出版的《群众》周刊上。1992年我在昆明收集有关中美合作抗日的“飞虎队”和“驼峰空运”的材料，一位资深的史学教授特别向我介绍这篇文章。可见这篇文章的史学价值不比一般。但我在林身边工作多年。他却从未谈起过这篇文章。

1943年，夫妇俩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林蒙受“红旗党”问题牵连，累遭责难。他本着对党忠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详尽交待他的一切。直到1945年8月，组织才对他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期间，他又相继担任过《解放报》编辑，中央政治研究室党派组代组长、濮县县长、边区九地委党校校长等职。1949年9月，中央组织部直接下令将他调到第二野战军，担任刘伯承司令员的政治秘书。不久，又调到二野军政大学四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在进军西南途中，再奉调西南服务团，协助程子健筹组西南局统战部，12月进入重庆后，担任该部秘书长。1952年，调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副秘书长。

(三)

1953年元月，西南局召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业务学习会，由林蒙讲党史。他准备分两次讲，但才讲了第一单元，便有人向领导汇报，说他讲的有严重问题，于是他准备的课被停讲了。西南局有关领导在不久后的一次大区和重庆市两级负责干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关于他的“错误”当时主要说了三点：一是“客观主义”，暴露了党的阴暗面，有损党的光辉形象；二是以讲党的左倾路线影射攻击某某领导；三是对工作职位不满，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林蒙违心作了多次口头和书面检查和解释，但都通不过。12月，西南局常委找他谈话，第二年就宣布了对他的处分：撤销西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下放重庆市委建交部作处长；工资由行政八级降至十级。随后在一次传达中央关于高岗问题的干部大会上，一位大区领导又点了他的名，言下之意是中央有个高岗，重庆有个林蒙。

在受处分后近30年的逆境中，他忍辱负重，踏实工作，一度因卓有成绩，先后调任重庆市人委秘书长和市政府秘书长。这期间，他多次想向组织巾诉，但很顾全大局，考虑到不要因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给党处理其他冤假错案带来困难和不利影响。因此，他竭力克制，耐心等待，没有去申诉，也不找关系。当年熟知他的一些老领导如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到重庆视察工作，与他会面时都关切地问到他及全家的情况，每次他都避而不谈自己的冤屈。一次周总理又在重庆见到林蒙，问胡明为什么没有一道来，他胡乱编个理由搪塞过去。其实当时是有人认为胡明与二个有反革命历史的亲戚往来，属于立场不稳，因此不宜与领导会见。一些很了解和关心林蒙的老战友如廖志高、童小鹏、荣高棠、韩天石、鲁明等，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人，林蒙只要找到他们，他们也能帮上忙，但他也不愿去打扰。甚至在文革期间，有的造反派认为他应趁此机会去翻案，因为与当年处置林案有关的一位领导，文革叶，被“挂”起来了。他尽管对这位领导有意见，但这时却同情他，为他鸣不平，不愿“趁火打劫”。当东北红卫兵专程来向林蒙寻找“炮弹”时，他断然拒绝提供任何材料。

“四人帮”垮台后，许多受迫害或错处的人纷纷平反，林蒙心有所动，但他仍然耐心等待，直到1979年在多位老战友的劝说下，他才向组织写了申请复查的报告。即使在这个报告中，他也没有去责怪对不起他的同志，仅认为是左倾带来的恶果。他甚至在报告中提出：自己当时为了讲得生动活泼用了一些通俗比喻，包括一些词句，有哗众取宠之意，今后要吸取教训，改进和提高自己。

1981年，他获得乎反，后来又恢复了副省级待遇。

(四)

林蒙夫妇一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公私分明。胡明先后在重庆市金融、交通、邮电战线工作，都于得有声有色。在担任市邮电局副局长时，该局被评为先进集体，她被局里推为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勉励。她作风深入、工作勤奋、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受到广大职工的普遍赞扬。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坚持在大食堂吃饭，以致身体出现水肿。她癌症严重恶化，组织派人去照顾她，也被婉言谢绝。林蒙也是这样，70岁时应享受的离休老干部护理费，他坚持不要，说国家还有困难，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每当有地方发生灾害或他人有困难，他们总是十分关注，主动解囊以助。胡明病危弥留之际，与老伴商量后决定，将他俩省吃俭用节存的两万元捐给工会兴建儿童乐园，为此专门将市总工会领导请到家中商量。此举在低工薪情况下，难能可贵。

他俩对晚辈要求严格，从小就教育他们要勤奋努力，学点真本事自立于世。生活上竭力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就连长期在外地的女儿回渝时，也不准派公车去接送，偶遇生病或急事用了公车，他们都坚持付费。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女儿得了水肿和肺结核病，体质虚弱，他们都不让她到机关小灶食堂搭伙。女儿考大学，找工作，全靠自己去闯，小家5口长期住一间房，仅10多平方米，10多岁的儿子在外借住了近3年，就这样林蒙也没有为女儿去找关系。这位女儿不负俩老的严教和期望，通过努力，如今是一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副教授。

我有幸于半个世纪前在西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工作时，认识了这位老领导。之后，又有缘在他兼管的工作中与他有较多的接触，他身上折射出的红岩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多少年过去了，每忆及此，莫不思绪万千。今年是林蒙同志逝世11周年、胡明同志逝世20周年，我谨以此文，向这一对既未竖碑又未立传也不留名的革命伴侣，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但愿他俩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