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维华

2001年，为纪念建党80周年，内江地区行署原副专员郑文的夫人吴云彻、小女儿郑柱平，将郑老精心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珍爱之物——第20号中共代表团证章，郑老持有的《国民身份证》，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这两件珍贵的文物，见证了郑文跟随周恩来战斗在南京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郑文，1911年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一个贫民家庭。1928年2月参加革命，1928年2月入团，1931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在宜宾、自贡等地作共青团和农民协会工作。1941年11月，调至重庆，先后在南方局、《新华日报》工作。1946年1月至11月，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秘书处秘书、周恩来副主席机要秘书。郑老生前曾口述(由高琦整理)他跟随周副主席战斗在梅园新村日子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1946年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将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当时代表团党组曾决定，四川干部原则上不去南京，因而由重庆到南京的四川干部很少，而郑文则因是中共代表团秘书处人员，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故随同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

在南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住梅园新村30号，郑文同代表团的王炳南、齐燕铭、范长江等住梅园新村17号，周恩来是代表团这个“大家庭”的“户主”。在南京市国民身份证登记处发给郑文的第88733号(长10厘米、宽7厘米)《国民身份证》上，贴有不足3厘米见方、故意歪斜的郑文大半身像，在身份证“户主姓名”一栏内，用钢笔字清晰地记载为“周恩来”。

当时，南京的斗争复杂艰巨。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北广大地区，进行了土改。一些汉奸、恶霸纷纷逃到南京，国民党将这些人组成“苏北难民团”，这伙人不断扬言，要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闹事，使梅园新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指示李维汉、廖承志、钱瑛对代表团工作人员进行气节教育。郑文几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廖承志向他们讲述他在国民党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感人事迹：“我被关在息烽时，一天晚上，半夜三更突然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刽子手闯人牢房，二话没说，抓起我就走，一口气跑了两三里路，叫我站在山包上，刽子手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这时突然有人喊：‘有人打电话，暂时留他一下。我一听就看穿了敌人的鬼把戏。后来，敌人故伎重演，我便对他们说：‘别演戏了，要杀就杀，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狡猾的敌人又来软的，不几天，牢房里突然来了个身穿旗袍的烫发女郎，她妖里妖气地问我：‘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感到寂寞?那下流女子百般引诱，毫无收获，最后被我骂走了。”在革命前辈的教育下，郑文和大家一样，随时都作了最坏的打算。

6月25日，郑文他们突然接到消息，说第二天“苏北难民团”要来围攻中共代表团。大家听了很气愤，有几个同志主张以硬对硬，周恩来说：“同他们打有什么意思?那正好上了敌人的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除留少数人员坚守外，其他人带上重要文件、证件、备用金，疏散到外面去。郑文和陈戈华、康光祥一起到玄武湖划船去了。周恩来由龙飞虎等陪同到莫愁湖。龙飞虎很着急，周恩来对他说：“老虎，你愁什么?这里是莫愁湖，你别愁嘛!”当时，郑文他们哪有心思划船，大家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全。大家难熬地度过了大半天，天快黑时，才回到梅园新村。听说周副主席也安全回来了，大家才放下心来。

有一天，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有一青年到代表团17号驻地传达室又哭又闹：“我是苏北人，父亲被农民斗死了，你们共产党人不讲民主，杀人，我不想活了。”郑文对那青年说：“过去汉奸、恶霸欺压农民，现在农民起来打倒汉奸、恶霸，这是应当的。你父亲是不是汉奸、恶霸?如果不是，你留个地址、姓名，我们帮你了解。现在，国共正在谈判，希望你不要被人利用。”那青年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郑文他们发现那个青年写传单骂代表团，一了解原来他是个特务。

1946年11月，中共代表团决定郑文等部分人员和上海、南京工作的部分人员及《新华日报》筹备处共41人先回延安。11月12日上午，大家穿着赶制的崭新军装，郑文随身携带一只大纸箱，贴上中共代表团的封条，上写“郑秘书”。谁也想不到周恩来的自卫枪和警卫人员的手枪都放在纸箱里面，随同郑文飞回到延安。

建国后，1949年11月至1952年5月，郑文在重庆西南局办公厅秘书处任副科长。1952年6月，郑文调离重庆，先后担任荣县县委书记、内江行署副专员等职。1964年3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拉14国回国，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时，专门派车到内江，把郑文接到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九号接待厅。周总理身穿深灰色中山服，面带微笑地同郑文亲切握手，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郑文回答说：“当副专员，分管文教卫生。”总理询问了他的学习、生活情况后，特别给他讲了教育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鼓励郑文为革命搞好教育工作。郑文心中牢记了总理的嘱托，决心要把内江的教育抓好。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把郑文的心愿革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文决心完成总现的嘱托，努力抓好农民教育，为农村培养人才。他在退居第二线担任内江地区行署顾问的同时，又担任了内江地区工农教育委员会顾问和“四川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郑老身患多种疾病，动过几次大手术，但他仍不顾年高体弱，带着助手翻山越岭，走乡串户，深入实际和基层，出没于农家院坝和学校之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1984年离休以来，郑文又跑遍了内江市八县一区，跑了60多个县届区，200多个乡，他成了干部和群众喜爱、敬佩的人。

1985年，内江地委、内江地区行署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专题播送了采访郑文的录音通讯；省教委把这个通讯录制成录音带发放到各市地州供学习，邻近的云南、贵州省部分县、乡也致函索要录音带。

郑文生前也非常热情地支持文博事业。上个世纪70、80年代，他将保存的许多革命文物先后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但中共代表团证章和《国民身份证》却始终精心保存，包裹成小册子状，放置于自己贴身穿的长袖衬衣口袋内。

1988年1月14日，郑文因患肠梗阻不幸逝世。他珍藏的两件革命文物，又由他的家届珍藏起来，直到献给重庆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