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北

华莹山起义失败后，宁君在江北县一个中学教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回到重庆城里。准备给儿子民涛买点过冬的衣服，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有一个人跟踪她，她最初不惊不诧，想法甩脱尾巴，她有时走得很慢、有时又很快，后面跟她的人也时慢时快，她假装进百货店去买东西，跟着的人就在铺子的对面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从左边小路走进江苏同乡会会馆(因为她过去曾在这里演过戏，对这些路道很熟悉)把尾巴甩掉了。跟着的人东张西望，好像很后悔的样子。宁君从一个屋角里偷看着，那人忽一转身，宁君看清了，喊了一声“冯胖娃”就走出来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冯胖娃说：“天黑了，你又打扮得这样漂亮，我还认不准，准备再跟你一个时候再说。”他们边走边谈，冯胖娃说：“山上下来很多人，刘大汉很着急，到处打听想找到你们。今天算运气好，谢天谢地总算把你们找到了。”随后约定，第二天，在歌乐山上一个茶馆里老刘与我见面。

第二天，被称作“刘大汉”的刘石泉早在茶馆里等我了。在一般情况下约会，是不能带到自己住地的。但对老刘我很了解，是信得过的老同志。诗伯也想见他，就直接把他带到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与他见面后高兴地说：“总算见到你了。”

从合川赵家院子分别后，算起来还不到20天，好像过了20年，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把这20天的经历倾诉出来。我们简要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老刘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敌人震动很大。老百姓欢欣鼓舞，国民党更加惶恐。虽然大部分起义人员转移了，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山上坚持战斗，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老刘又说：“由于大规模的战斗很快结束，我们同王员外的谈判没有暴露，因此王员外目前是稳起的，这对他、对我们都有利。”

随后他又详细谈了起义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各方对这次起义的看法和态度，着重谈了今后的工作。

老刘说：“华蓥山武装起义后，国民党调动了他的嫡系罗广文部队、内二警、保安团以及各县的自卫队。乡保武装数万人，对起义地区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我党地下组织和武装人员要限期清剿。”

目前有很多同志从山上到重庆，国民党对他的最后巢穴控制得很严，派了数以万计的特务来搜捕我们，除经常性的跟踪外，还有什么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突击搜查等法西斯手段来杀害我们。而我们内部又出现了叛徒，配合特务沿街抓人，我们下来的同志，有的可以投亲靠友，但有的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有的可能动摇，不能随意前往，怕投狼窝。有的同志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钱的可以找到鸡毛店或在江边小船上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他们撤退时都很匆忙。现在天气渐渐冷了，没钱吃饭、没衣御寒，这日子怎么过？

后来，老刘又很难过和担心地说：“我们这些同志在过去都把国民党当作死对头，有的人了党、有的也是党的积极分子，这次参加起义，作战很勇敢，他们都是经受了考验的好同志。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在大好的形势下参加革命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考验，如今战事失利，处境险恶。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不会灰心失望，但是也很难保证，少数个别人在敌人的威逼诱惑下，不会动摇，甚至叛变，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因此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失散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稳妥的住地，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安定他们的情绪，不要去乱闯乱碰，以度过目前的难关。”

我说：“对，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收拾这个局面。关于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我已有些线索，很快就有结果。”

老刘听了很高兴，于是决定我配合他一起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

为了同志的安全

歌乐山离城里还有20多里路，中间要经过新桥、化龙桥、李子坝、牛角坨等地区。我每天早上6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城里，晚上8、9点才能回到歌乐山。

老刘过去在华蓥山区跑过多年，起义前又是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的副政委。他对起义的干部和战斗员都很熟悉，因此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因为我在重庆住得久，社会关系比他多，对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就自然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9点钟，在指定的茶馆里见面、交流情况、交代任务，然后分头去忙各自的工作。，

老刘热情高、劲头大，整天在城内城外跑来跑去。每次碰头时，他总是眉开眼笑地说：“今天收获大。”他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可是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他为了去找一个同志，要费多少心思、冒多大危险啊!有时候他根据已有的线索去找，有时候他盲目地在街上窜来窜去地碰。我说：“你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主要对象。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找人去联系，不要事事都亲自去。”老刘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举目无亲、有的身无半文，他们多么希望找到组织啊!早一天联系上就少一分危险和担忧，不然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他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我怕他久走夜路总要闯到鬼。我真替他担心啊!

其实我也不轻松呀，要解决这些人员吃的、住的、穿的、工作、学习和安全，我也是白手兴家啊!他们需要的东西，我是一无所有，只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的关系，开创新的门路。只有凭情感说好话，有时也是凭运气，能解决一两个问题，真是高兴。但在那个时候，肯对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交情，他们怕惹火烧身，就只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表示爱莫能助了。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由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撤退下来的人员，已联系上的将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亲自去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连上的。

特务虽然四处在搜索，他是在明处，在群众中是孤立的。我们是在暗处，是生活在群众中，有群众保护的。这几个月来工作进展很快，没有出事，更增加了老刘的自信心，他的胆子更大了。

有一天下午我同宁君在银元市场与老刘约会，我告诉他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约他第二天上午10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他听了很高兴地说：“现在可好了，虽然大的形势我们心中有数。下一步怎么办，还希望组织上能告诉我们。现在大家的情绪有些急躁，不愿意在这里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过日子，都希望回去与敌人大干一场。我现在已派了几个同志去岳池、合川等起义地区了解情况，把隐藏下来的人和枪清理好，待时机成熟就动手。”我说：“当务之急是把人员安顿好，不要出事，既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一切听指挥，不要盲动。”老刘同意我的看法。

宁君说：“我今天发了薪水，走，清你们打牙祭。”于是我们就走到米亭子一个巷子内的小馆子里。买了一份蒸牛肉、一份回锅肉、一盘胡豆、二两白酒。老刘很高兴，胡豆下酒别有风味，宁君说：“刘大汉你这样横冲直闯，真为你担心。”老刘把博士帽取下说：“你看，我头上又没有刻字，特务用X光，也照不出我是个什么人。”又笑着说：“我有思想准备，在练习坐老虎凳，垫上三匹砖，也不会哼一声。”

痛失战友

第二天，我同黄友凡按时到了约定的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来，我们就走了。第二、第三天再去，仍未见到老刘，我们才真的担心了，是不是他出事了?不然决不会失约的。

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秘密原则要去等他约会?主要是他下面联系有一大批人需要妥善处理。他找组织，组织找他，心情都很迫切。同时考虑他是个信得过的老同志，就是出了问题也不会受到牵连。不过，这种违规的冒险行动，是组织纪律决不允许的。以后淡到这件事，我还受到批评。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就在我们从米亭子吃饭分手后，他到和平路一个同志家去，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设下埋伏，他一去就被捕了。

自从刘石泉被捕的消息证实后，同志们都感到难过、悲痛，特别是诗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地问了一声“是真的吗?”闷了好一阵才说：“天天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经常提醒他要小心、要注意。他总是不在乎，也难怪啊!有那么多人下来，徨徨无主，他怎忍心不管。我理解他的心情，是我也会像他那样。”

她又说：“自从我的组织关系去年由王璞带往岳池后，就由刘石泉与我联系，从此就同老刘经常在一起，畅谈过去的战斗经历，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老刘总以好奇的心情追根问底，一直谈到他满意的时候才松口。带他上华蓥山时，也是边走边问，不管地形、出产、农产、庙宇，风土人情。以及当年游击队的吃、穿、住、生病、医药等他都想了解。特别是当年游击队与军阀作战、与农民和地方各种人物的关系，问得更详细。”她又说到老刘很重情义。对她特别尊重、关心，上下坡扶着她，怕她跌跤，端茶倒水、问寒问暖，担心她生病，像亲生的姐弟，相处得很和谐、很亲热。她说：“我也向他学了好多新的东西，特别是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等方面。他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对提高我的理论思想水平很有帮助，特别是要我去做附近乡镇长和地方上层各色人物的统战工作，从分析对方的处境，心理变化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策略，连同我所提供的情况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能不门服心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向他学得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真是年轻有为啊!可惜正当需要他出大力的时候，他却被敌人的魔爪抓去了。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他营救出来才行啊!”

随后，虽然我们为营救老刘做丁不少工作，但是却没有成效。

一个年轻战士告诉我，四月前他匆忙从战场上下来与老刘住在一起，他只穿了一件汗衣，身上一无所有。老刘也穿的单薄，把唯一的一件御寒的棉滚衫给了他。晚上老刘发觉他双脚冰冷，就把他的脚夹在自己的腋窝里或放在胸口上，让他暖和起来。最后这个年轻战士痛哭失声说：“老刘对人多好啊!现在不幸被抓了，要是能够顶替，我愿代刘大汉去坐监、去死!”

老刘被关进渣滓洞后，表现得非常坚强，敌人施以酷刑，老刘临死不屈，并大声宣告组织情况属于党的机密，“要打要杀随便，我是不会训：的。”事实证明，他被捕后，与他有关连的同志，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也未受到任何损害。

在1949年的10月份，刘石泉从渣滓洞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天快亮了请放心我们有所准备。”后来了解，他曾用手指甲和铁皮在墙壁上刻下狱中大事记，揭露敌人的罪恶。并暗地挖空墙洞准备越狱，后被敌人发觉，在1949年渣滓洞11·27大屠杀小，他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战友至今还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