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月杭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的耳膜在抗美援朝战斗中严重受损，到了老年更是双耳全聋。可是只要什么地方播送这首《歌唱祖国》，我不凭助听器都能在心中产生感应，不仅能“听”出歌词，还会在歌声中想起我在长江边的老家，想起在嘉陵江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为了保卫这“好山好水好地方”。我在重庆解放后参军，并三次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在著名的金城阻击战役中，我和战友们一道挖过坑道，为争夺前沿高地进行过殊死战斗。

可我想写写赴朝作战的那些岁月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为了防止泄密，严禁只字片纸带人前线，我今天又无法通过语音和人正常交流。幸而最近翻箱倒箧，竟翻出了三张巴掌大的小纸片，正好记载了我1952年7月第二次入朝作战的情况，虽然些微，但却是当年朝鲜战争的现场实录，我还能从中嗅出战斗的硝烟和坑道中特有的气息。

戒严岗哨为我放行

1949年中，我由重庆市立二中山洞分校升转入小龙坎分校。

歌乐山迤东的山洞，在重庆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这儿有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山洞林园还有蒋介石的官邸。

我们市立二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抗日时期流亡学生，许多人不仅别离了家乡，还丧失了父母。好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但家园破碎，有家不能回呀!只好暂留四川入读市立二中。本想可以认真读书，学成报国。然而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中。像我们这些公办校的学生，竟连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了。因而1949年春季学运爆发之后，我们不顾校方阻止，一再冲出学校，和全市学生一道，参加了反内战、争生存的斗争。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许他的眼皮下有这么一所闹事不断的学校，遂动员了军警宪特各种力量镇压学生。参加“四·二一”学运的积极分子一批又一批被捕，我校的同学黄细亚、聂晶，最后竟被杀害于歌乐山集中营的松林坡。

重庆终于解放了，见到解放军，同学们都十分兴奋，像见到亲人一样，十分羡慕他们头上的八一帽徽、胸前的符号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非常渴望能成为这英雄队伍中的一员。那时我读到高中二年级，可躁动的心情已不容我再坐在课桌前啃数理化!

我们高九甲班第一个参军的同学足朱荃荪。他独自去了十一军三十一师军政干校。因怕家庭阻挠，他把身穿的皮夹克脱给我，嘱我把他余下的物件交给他的二哥，就随部队走了。他的入伍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参军去”的热潮席卷了整个校园。

十二军军政大学在重庆李子坝后山上的桂花园设站招考学员。招考消息不胫而走，报考的男女青年从各方蜂拥而至，我得知这个情况，天没亮就起了个绝早，从南纪门家中沿长江北岸的林森路上两路口，直到桂花园去排队。路上多次遇到执行戒严仟务的解放军岗哨的盘查，当他们知道我是报考军大的青年学生，都破例放行。

就在1949年12月的一天，我兴奮地拿着军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山洞林园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十中队，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家庭。

不久，我成为军大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5月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四师一○一团，在团直连队中任文化教员。

重伤员身份引起怀疑

警备重庆的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无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为中国人民立下赫赫战功。当年飞越歌乐山，直插白市驿，差点把蒋介石活捉于机场，就是这支部队的战绩之一。我们二中师生，也是这个战役行动中的被解放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支部队受命入朝，保家卫国。我也因此作为志愿军战士先后三次入朝，在这面光荣的战旗下，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我尚在十二军随营学校政工训练班。因此，第一次入朝，分配在团政治处保卫股工作。朝鲜是个立体的战场，本无前后方之分，在团机关虽然也有牺牲的危险，但终未上前沿阵地作战。1952年1月17日回国，在河北省高邑县随营学校作休整。那时部队的“实力统计”中，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都作为“知识分子”，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都想重返前线，勇立战功。由于朝鲜战场上美军片面地中止停战谈判，向朝鲜东线金化地区发起进攻，企图迫使中朝人民军队后退，以造成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我们奉令再次入朝。

1952年7月1日，随营学校作了入朝作战动员报告。残留下来的7月15日纸片中，我写下“第二次人朝行军计划”要点、行军要求和29天的行军路线：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铁路桥－新义州－龙川－盐州－车辇馆－宣川－定州－新安州－顺川－新成川－阳德－马转里－高山里－洗浦里－昌道里。穿越了北朝鲜的平安北道、平安南道，直达朝鲜东海岸的江源道。

第二次人朝，我准确的文字记载是1952年7月22日4点45分通过鸭绿江大铁桥进人朝鲜的新义州，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到达金城前线。

1952年7月，朝鲜北部的制空权已在我空军和地面火炮的控制下，美机已不能为所欲为，小分队已可以晓行夜宿，怎奈朝鲜半岛的气候属东亚季风型，全年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且多暴雨，我们基本是拖泥带水、跟斗扑爬地冒雨往前线开进。

一天我们在宣川境内一片废弃的农舍里宿营，每个班只能像沙丁鱼一样挤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疲惫不堪的学员只拣那不漏雨的地方倒头酣睡。又是一夜的霪雨，凌晨忽听一声轰隆的闷响，随着值夜岗哨一声：“三班的房子垮塌了!”我们跃起直奔前去抢救，看见全班学员都被埋在沉重的土石之下。朝鲜的农舍大多是秫秸垫底、泥土填实、石板压顶的厚重屋顶。同志们掀石刨土连拖带拉全力抢救，最后全班虽无死亡却留下了几个动弹不得的伤员。部队行军赶路刻不容缓，我和张金绪受命留下护送伤员。部队那种一往无前、心系前线的精神，使我们的护送方向不是回头，而是跟随部队足迹，向前线方向的就近野战医院转送，并约定我们在新安州赶上部队归建。我们砍了两根树棒穿上两个草袋子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上腰伤最重的战友黄工，让张于、刘守朴等几个尚能够移步的拄着树棍上了公路，拦下了一辆向前线运送弹药的军车。傍晚到了定州，那儿没有我志愿军的医院，好在有一所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医院。为了及时抢救我们的重伤员，只好将担架上的黄工交给人民军医院。那时中朝两军并肩作战，也没有什么繁琐的介绍信呀、证明呀等等手续。后来回国，黄工还说起：我们走后不久，美国飞机对定州又有一次狂轰滥炸，人民军对接收志愿军的黄工身份有些怀疑，还向我十二军进行过查询呢!

到达前线后，我于8月20日分配到十二军三十四师一○一团六连任见习副排长。随即就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金城阻击战。

金城地区处于朝鲜东线的临津江和北汉江之间。如果说西线的开城尚处在三八线上的话，东线明显凹入我方，是美李军急于继续深入“北进”的战区，双方都力争抢夺大片北方领土，造成有利地位作划定停战线的筹码。故在五次战役后，金城成为敌我双方停战谈判中争夺的主战场。战役主要分1952年的“阻击战”和1953年的“反击战”两个阶段。我们参加的1952年7月的战斗正是“金城阻击战”的序幕。

在衣服上写下单位、姓名

1951年6月10日结束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转入了休整，从那时部队即开始构筑能防敌机轰炸的掩蔽部(用粗大圆木排列构架覆上厚厚的土石，底部还用石板铺设、下有烟道的地炕)。我一○一团就曾在谷山的砧隅进行过“筑城”作业。1952年进入金城前线接下友军的防御阵地后，见防御体系脆弱，立即进行坑道作业。那时从团到连排班，都是处在山岭河谷间的野战状态，对地理方位都以山岭、标高、代号命名，如我们二营的指挥部在龙鹤山主峰，接敌连队的指挥所在520，敌我争夺的是618高地。

防御作战的坑道作业是极其艰苦的，全连干部战士人人都成了“工兵”，全凭大锤、钢钎打孔，用炸药、雷管爆破，明火手点导火索。为了赶进度，爆破后基本上等不及排烟就进洞除渣、清理坑道幅员掌面，抢时间继续掘进。洞越深，烟越浓，对作业人员的身体危害也越大。每条坑道都是三班倒，24小时连续作业，每个作业班都要定人、定进度，干部也算半个作业人员。最后，可以说金城防线的所有山头都给我军洞穿了，形成了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坑道由最初的屯兵坑道到后来的战术坑道，再到以后成为食宿皆备，进退自如，能独立作战的坑道，确实创造了地面、地下协同作战的奇迹。

在我仅存的两则“阵中日记”中，1952年9月8日的一则写的是：

“在6日傍晚，我团以神速的姿态全歼618之敌，攻占了该高地。从而让我接受了进入前沿、固守618阵地的任务。自己在这一任务中得到一次严峻的作战锻炼机会。连队在动员时，要求发扬我六连光荣传统：人在阵地在，沉着、英勇、顽强的打击来犯之敌。我决定变决心为行动、变理想为现实，争取立功！”

我到了战斗连队后，曾接受过一个任务：到团部接新兵补员。我到团部接回新兵后，集结在一个坑道里，竟充当起了“军事教员”。我没有教射击原理，没有教射击要领，没有教瞄准的“三点成一线”，因为实际上618的战斗并不需要这些。我给新兵教的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如何装弹、击发，射向敌人；我军的木柄手榴弹、手雷和缴获敌人的“地瓜”手榴弹(全部铁质、手握式带压簧保险)如何拔掉保险或套环扔向敌群；如何使用爆破筒……这就是当时普通一兵对轻武器使用的全部急需知识。

当时我们进入前沿阵地，是沿一人深的交通沟隐蔽进入的，几天以后我撤出阵地时，交通沟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条脚脖子深的交通沟遗迹，也找不到连指挥部坑道的进口，因为敌军用延发引信的穿甲炮弹把坑道口全给破坏了。铺天盖地的炮弹，也把整个山头的表土翻过来覆过去地不知翻耕过几遍；随便抓起一把土，都能找到几块炮弹的破片。幸好，那时我们都穿上高腰解放鞋，如果穿的是浅口的普通解放鞋，走在混有破片的松土上，早就给土里的破片刺得鲜血直流了。由于满山全是疏松土质、粉尘很大，进入阵地前对枪支的活动部分(枪栓)都要用布包裹着，避免灰土阻塞枪栓不能使用。向前沿运送的弹药，在经过连指挥所时，都要弹药开箱、木柄手榴弹和爆破筒拧松铁盖，因为在前沿是根本来不及做这些开箱、拧盖工作的。近战中，对蜂拥反扑的敌群，最能发挥威力的就是手榴弹、手雷、爆破筒这些短兵武器。

敌军攻占618后，曾在朝向我方一面及其作为进攻出发地的后方，依托690.1高地构筑了一些火炮射击工事。以牙还牙，我军决定在我方高地开进坦克直接瞄准射击，摧毁敌人火炮工事。坦克进入发射阵地的急造道路修好了，掩蔽：正事也修好了，但坦克行进时轰隆隆的响声很大，很容易暴露坦克进入阵地的企图。怎么办呢?于是指挥部下达了用我整个阵地枪炮齐发的巨大声响，掩盖坦克声响隐蔽进入阵地。坦克阵地就在我六连阵地的左前方，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坦克抵近直接瞄准炮击摧毁敌军工事，为重新攻占618立了大功。

我们团队坚守在一个618狭窄的阵地上与美军的骑一师和李承晚“模范师”——京畿师的机甲团进行较量，说是一个团，真正部署在618峰顶的只不

过一个班甚至一个战斗小组，一个连队也不过坚守三几天、甚至一两天，就得轮换休整，以利再战。一○一团九个步兵连，有时轮换不过来，还得左邻三十五师派遣连队参与轮换。由此可见，战斗之惨烈和伤亡之大。那时身上穿的衣服，从外部的军装到贴身的内衣、内裤，在规定部位都写了单位、姓名，这是为“决一死战”的查询登记作好准备。由于那时我们同时参军的知识青年伤亡较大，上级指示“要保护知识分子”，但那时人少战急，我们这些学生兵总是临危受命。

9月6闩七连攻下618后，我六连接到增援抢修坑道的任务，同时替换七连固守阵地。因此，我也随连队前进，所接受的第二个具体任务是：在520连指挥所，检查登记向后送的牺牲的战友，也就是全凭仅存衣服上的单位、姓名查找的。

在“金城防御”作战的第一线中，真正大的伤亡不完全在前沿阵地，我眼见在通讯保障、运送弹药给养、接敌运动等方而，由于敌人炮火的不间断封锁，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前沿与指挥所的联系，无线报话机用明语通讯易于被敌人截听泄密和利用我频率进行干扰，只能在关键时刻用暗语通话，那时，主要的通讯工具仍然是有线电话，团通信连承担着有线电话的畅通任务，直通前沿的电话线不时被炮弹炸断，我在连指挥所看见通信兵们一批接一批地、前仆后继地拉着线拐子往前跑——放线。前沿的弹药，特别是手榴弹、手雷的?肖耗量很大，都是扛着背着向前运送。一日三餐，特别是饮水，也得及时送去。还有前沿班、组的轮换和后继兵员的补充接敌，从连指挥所到前沿，是一条光秃秃的、暴露的山梁，交通壕形同虚设，很难隐蔽接敌前进，所以伤亡是很大的。

掩蔽部前的爆炸

我留下的最后一页“阵中日记”，是1952年9月13日写的：

“10日午后，我终于接受了再次进入战斗的任务。临晚，在一阵炮火急袭后，在蒙蒙细雨中，我们进入第一查线所，就了预备位置。三天来，我都是手榴弹不离身。一、四班都已进入前沿阵地，可我呢……”

应该说，进入战斗是不可以带纸片的，但我们是防御战，反复争夺的只是618这个班排阵地，这个不足巴掌大的“日记”是在连指挥所写的，故得以保留下来。

10日晚进入阵地是在蒙蒙细雨、遍地泥泞的情况下进入的，我们从511高地沿交通壕可以说像溜滑梯一样，从后山边跑边梭滑下去的。在战场上，生死都不顾，哪还顾得上灰头土脑地满身泥泞和衣服撕成碎片呢!

我六连9月14日投入战斗，连指导员张永生交待给我的第三个任务是：熟记步谈机联络暗语和进入坑道后与后方的各种简便联络信号。指导员给了我一张《暗语、信号表》，要我立即熟记在心头，并在进入618阵地时烧毁，不得带人前沿。《表》，当然是一份绝密的文件。“信号”是在有线、无线均遭破坏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在面向我后方的坑道口，用手电筒闪光、用旗语……也可用简易工具发出联络信号。事实证明，这些暗语和联络信号，在当时我志愿军通讯工具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六连撤下了战斗后，我又奉命随三排长王光友留在520与618之间的红山堡阵地，配属九连战斗。

美李军重新占领了618表面阵地(坑道仍在我团手中)，企图固守。白天用发烟罐施放烟幕全面笼罩618，阻断我军的观察，夜间用迫击炮不断发射带降落伞、可以短暂悬挂空间的照明弹，把黑夜变为“白夜”，使我军不能利用夜色反击。

九连严密固守，严阵以待，在保护618坑道不遭破坏的同时，不断掘进扩大坑道，相应增加坑道内的屯兵。九连指挥所也由520前移到红山堡前面的出击阵地，三排长和我带领一个班在堡下的坑道内完成前后纽带的中继任务。

反击618的恶战，一直等了三天。三天来，在敌军白天烟幕、夜间照明、炮轰不断的封锁下，我们未吃上一口饭、未喝上一口水。“压缩饼干”倒是不少，就是口干吃不进去，坑道内水壶倒也摇得哗哗响，拨开一闻都是装的尿水。说真的，在坑道内解小便还好解决，解大便就不好办了，坑道内人挨着人，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就见为了出坑道解大便，只有出去没有回来的，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已三天未大便了，最后我不得不先解开裤带，提着裤子，冒死到坑道外迅速解决。此后，我也有了进出坑道的经验，还完成了一次运动到出击阵地向九连连长联系汇报的任务，回来时还随便捡了几个遍布于阵地的照明弹降落伞。

已进10月，我还为接受第五次任务而进行准备。我曾去龙鹤山主峰正前山麓下的六五阵地与611之间的谷地上由四连建立的反坦克阵地，观察战士们破铁丝网、起地雷；又再上618，在掩体内通过了望孔观察前沿前690．1敌人出发的反扑道路……

在掩体内通过了望孔观察也不是很安全的，那次，一发炮弹在我观察掩蔽部前的了望孔下炸开，猛烈的气浪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向我扑来，竟把掩体内的我掀翻在地。自那以后，我就成天耳鸣，嗡嗡的声音不绝，我的耳聋，就是朝鲜战场上的遗患。

“金城阻击战”为后阶段于1953年7月发起的“金城反击战”奠定了基础。反击战歼敌78000余人，迫使美国于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于金城阻击战胜利结束后回国学习测绘，在一○一团司令部任作训参谋。我第三次入朝，美韩一方已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了。我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经验总结，收集英雄史绩，为战士写请功报告，我还在硝烟仍然浓烈、敌人扔下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的阵地上奔波。这些都为我以后出任作训参谋，同时也是为我写战例作了准备。为写《618单兵和战斗小组作战》的战例，曾就教于三十一师副师长(朝鲜时的一○一团团长)成冲霄，是他手把手地教我九易其稿而写成的。

在金城阻击战中，全军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不知产生了多少英雄和功臣！给予英雄称号的有“爆破英雄”黄家富、冉隆华、伍先华，“穿山英雄”肖贵强、李国玉(肖、李均是一○一团的) “金星英雄”胡修道，“孤胆英雄”岳小刚……根据朝鲜停战前金城决战的史实，文艺战线上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如阻击阶段的《上甘岭》，反击阶段的《奇袭白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