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厚　黄文轩

1939年，我初中上一期。因日寇飞机对四川渠县城的狂轰滥炸。无奈，终止了学业。栽插了水稻秧后，农闲下来。恰好，我表哥黄开富从重庆郊区北碚来信，问及我的读书现状。表哥此时正执教于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卓有声望的“私立兼善中学”。我萌发了去表哥那里继续读书的念头。父亲很同意，赓即上路。

是时，各校已行课数周；因国难，逃入四川的学子比比。插班岂是易事?只好等着。

某天，兼善中学举行救亡演讲会。偌大礼堂，座无虚席。表哥要我去“了解形势，明了是非”，在后排挤站着听一位下江口音的中年人报告。结束，我帮着收拾场内杂乱椅凳。那位演讲人留在台上与几位师生谈话。一会儿，表哥招呼我前去，说：“陶先生想找你做事。”这时，我才知道这位下江男子叫陶行知。他戴副眼镜，留着平头，不高不矮，穿套“洋服”。先生笑盈盈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说：“到我家干活，愿不愿呀?”我说我是来找学校读书的。陶先生点点头，说：“生活就是学校。”旁坐的张博和校长，哈哈笑起来：“周德厚呀，陶先生是中国的大教育家!”

陶先生住家在隔兼善中学大门一袋烟功夫的北碚火焰山公园内清凉亭。清凉亭原先是游客喝茶摆龙门阵的茶馆。陶先生用竹蔑笆间隔成四间，篾笆上糊上泥，再抹上石灰，白白净净。进门是会客与吃饭的地方，旁一间是卧室，另旁一间是书房，后一间即厨房，一架单人帆布床搭在离灶二丈远的窗子下，床前搁张矮茶几，这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我由陶先生带着看完了家庭全部设置，心里很嘀咕：大教育家住得这样拥挤?

一位很秀气的年轻女人为我铺好了床。陶先生指着介绍：“她是我内当家。你叫吴先生好了。”原来她就是陶夫人吴树琴。

中午吃饭，陶先生对我说：“每天上午，去公园门口的邮政局取报纸和信件；下午，去正街书店买书和拿书；再就是帮我给人送信。晚饭后读报纸让我们听；早晨写头一天所做的事。这就是一天的功课。你懂了吗?”我说人生地不熟。吴先生笑了：“老夫子会教会的。”原来陶先生又叫老夫子。

陶先生给我上了第一课——他首先讲：“不懂先想后问，问了还不懂，再想再问。只要会做了，就算懂了。但是要尽量做好，就要再想，又会遇上不懂，就要再问。”接着，带我去了邮政局，去了北碚正街“五月书店”，去了公园右侧“松鹤楼”饭店，去了民生轮船公司北碚码头，等等地方。

每到一处，陶先生要把在这里需办的事情，边讲，边看着让我做，直到我心中有底了，才去下个地方。比如，在邮政局，把该取的报纸、刊物、信件、汇款单取了，陶先生叫我把带上的，他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收领备忘簿》，翻开摊在柜台上，由我清点邮件，分类让邮政局工作人员一一填写在《备忘簿》上，完了，陶先生告诫我，不要忘了看发给邮件的人签名和日期。而陶先生投寄的邮件，则由我亲笔填写在也由陶先生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发寄备忘簿》上，自然是我的签名和日期；不过，那簿子是存在邮政局的。这很要费些时间。但是，对方没有一点点厌烦情绪。有个30多岁，总是穿着长衫的办事员对我说：“陶先生到底不愧为名人!他做的大事，我等看不见，而像这些小事，却办得如此认认真真。我等端人家饭碗的人，免去了多少受冤枉气的事。”到月底最后一天，陶先生把《收》、《发》两种簿子收回存下，另换新的再继续下去。

记得有天在吃夜饭的桌子上，我把邮政局姓郭的话转告了陶先生。吴树琴先生说：“老夫子目的是‘备忘，是利己，想不到还助了人。”陶先生停住了筷子，沉思起来，隔了好大一阵子，才说：“细小尚且使人受益，可见社会需要帮助的方面太多了。”

陶先生和吴先生像兄妹。陶先生出门，吴先生把两样必备的物件：皮包、文明棍，送到他手中；陶先生跨出门时，总站一会儿，掉头向门内看看，说：“想想今天我不在家，你单独还要做什么事?”甚至还启发我帮着想。陶先生回来，宽衣呀，接皮包呀，放文明棍呀，都由吴先生操劳。坐下后，吴先生宛如小妹妹挨坐旁侧。手撑着腮，津津有味听陶先生讲外面所见所闻。我曾主动帮做侍候的事。吴先生摆手，说：“陶先生有陶先生的性格，我有我的性格，我俩的性格恰好互相调节，很是融洽。我受益于他，他帮助于我，这不是劳累，是幸福。别人体验不到。即便你帮助了，也尽心诚意，我们接受起很勉强，你也不是滋味。”

从我进陶家至离开，没看见过两位先生任何亲属，更不用说子女。我有一次奇怪地问了。陶先生说：“他们有他们的事。他们都在努力作事。像你，一天努力在作事，别人不会担心你疏远了你的亲人。”

然而，客人是多不胜数的。使我印象最深的有这几位：

——卢子英。斯斯文文，礼帽长衫。他的到来，陶先生多不叫我回避。还当着他的面，说：“德厚呀，子英先生不借我清凉亭，我真会无立锥之地。”有一次，还这样说：“你们四川不借地给蒋委员长，还不知道要寄居何人屋檐下呢!”卢子英听了，淡淡笑笑。卢从未在老夫子家用过餐。到或是午饭，或是晚饭时，卢子英就会起身，说“走吧”，陶先生夫妇及我，就同去北碚码头，跨人民生公司的食堂。每次是不同的几样“下江菜”，陶先生告诉我，这是“苏州莱”，这是“皖南味”等等，吃得满桌欢喜。吴树琴先生嘱我，凡在任何地方见着卢子英，都要尊敬地鞠躬；碰上这种情况，卢也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连连问陶先生夫妇饮食起居可好。后来我知道了，卢子英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弟弟，火焰山公园等，是卢氏的财产；卢子英任包括管理北碚、合川等地的“峡防区长”，真诚帮助着陶先生的事业；我多次坐民生公司轮船送信送东西去重庆与合川草街子古圣寺陶先生正筹办的“育才学校”，每次都顺利。

——张博和。兼善中学校长。粗布衣衫，没有客套，不修边幅。他来主要是请陶先生去演讲。我计算一下，每周大多都有一次。来的时候，带有一伙学生。清凉亭变得格外热闹。陶先生夫妇最是高兴。家里的零食、花生、麻糖、柿饼什么的，都端出来让学生吃，主人也一阵“哈哈”。张博和在一旁直叨念“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中间有两个学生很值得记一下。陈琏，女生，十六七岁，短发，圆脸，大眼。不多言，不馋嘴。进门轻声“陶先生”，一鞠躬；再轻声“陶夫人”，一鞠躬。默默偎着吴树琴坐下。她就是蒋介石“文胆”、赫赫有名的陈布雷的千金!陶先生对张校长说：“陈布雷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转脸又对陈琏说：“你父亲的品格是读书人的榜样。他一介布衣时，对我谦和；他一品大员时，对我还是谦和。”陶先生再转脸对全屋的人说：“今天你们是万木竞长，将来必定有大树凌空。要学布雷先生永远不变的谦和精神。”陈琏单独来过陶先生家，只是把我支开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我看得出，陶先生夫妇是很郑重接待她的。(整理者按：陈琏1939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团中同在少儿部长，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长。文革时的1967年11月19日含冤自杀。年仅48岁，整理者曾整理出《邂逅陈布雷一段往事》，专述陈琏在北碚兼善中学读书及以后去向情况。发表在成都出版的《龙门阵》杂志1992年第5期)另一位学生名杜奇，男生，也只十六七岁。平头，方脸，浓眉，话特别多。唐诗宋词背得好，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的外国诗，也来得到几大段。最来劲的一次是，他带了一本毛边书《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翻开朗朗宣读，引起满堂掌声。十二年后，即建国初的1951年春，我刚任教故乡渠县青龙乡一所村级小学，到乡政府开会。任务是协助土改工作团开展土地改革试点，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率领，意外地遇见了口音未改，但已当了“分队长”的杜奇。昔年中学生的言谈笑貌代之以一位负责干部的成熟及稳健。他已经改名“杜璟”。他告诉我，他于1939年底去了延安，路费由陶先生提供。他很悲痛老夫子的早逝。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拜访陪都各界人士，都明白表示希望大家提名陶先生出任教育部长。他还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深以为是。极力赞成。杜璟在翌年秋离开渠县时，专来约我，说“新政权极差年轻知识干部”，邀我与他一同走。我却耽于方建立起小家庭的温馨而婉辞了。后来，他曾于四川西昌、河南某地给我写过几封信。如果杜璟还健在，能读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勾起局外人鲜知的陶先生教诲扶掖他，以及他亲见的陶先生夫妇许多往事。

——潘老板。“五月书店”的东家。年龄与陶先生相仿。这家书店是北碚最大的。我每天都要去一趟，不是拿《新书目录》，就是取回捆扎好写有“陶行知先生收”的书籍。遇上雨天或请客什么的，就是潘老板到陶先生家，抑或是老夫子去书店。潘老板是上海人，懂英语，客人多时，他俩间或用英语交谈几句。旁边者面面相觑，吴树琴先生似乎也不着边际。我从未经手过结算书款的事，书店伙计也从未提起过“钱”这个字。最奇特的是，陶先生家常备的西药，也全由五月书店包干。

有一天晚上，热得我久久不能人睡。窗外洒进的月光，照见斑驳的墙壁上有几条四脚蛇梭巡。我一声惊呼，陶先生人，接着吴先生也进门。问明了原因，安慰我：“不要怕，有办法对付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写头天的日记时，潘老板领着一位背箱箱的老大姐来了。由陶先生带着路，不仅查看了几间屋子，旮旮旯旯最是仔细，而且房基周围，也不放过。接下来，陶先生夫妇陪潘老板在门前空坪上聊天，我去帮老大姐在刚才凡是看过的地方，喷洒一种白色粉末。原来这是在做“环境消毒”。

那天的早、中、晚三顿饭全在松鹤楼吃。松鹤楼饭店无论前堂后灶的工人，更不用说坐柜台的主人，对陶先生既亲热，又尊敬。陶先生很喜欢这家馆子，说“不以衣衫取人，货真价廉，很会为下力人打算，杂烩饭一角钱可以管饱。”他曾请冯玉祥将军给馆子写了招牌和堂楹联。那天不在家开伙。中饭，吴树琴先生见老大姐没有来。再三促潘老板代请，直到客人到齐，才动起了筷子。不久后，老大姐又上门跟我们打了预防“虎列拉”(即霍乱)针剂。可惜现在我总记不起老大姐的姓氏了，当时的年纪怕比陶先生大些，是我们四川人。

陶先生任国民政府参政员，与陪都大人物交往频繁，却没有一部电话。而家的一日三餐，全由吴先生操办。买菜、洗碗、抹桌等等。吴先生都不允许我插手。有时间我感到“让有身份的人服侍一个小伙计”实悖伦理，不免与陶先生一同出门的路上，表示出愧疚。陶先生严肃地说：“我家连你三口，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个个都相互受益，人人都天天进步。我搞几十年教育，就是要使社会变成我家庭的样子。”当时，对老夫子的话，是不太懂的。几十年之后到“垂垂老矣”的今天，方悟出了些道理。

陶先生没有烟、酒嗜好。有段时间，陶师母身体不大好，带刺激性的味道闻了，更增添不舒服。若来客抽烟，或由我陪吴先生到公园散步，或陶先生约对方出门。总而言之，尽量让清凉亭内空气净化。就这件事，我对陶先生表示了景仰之情。陶先生却大不以为然，问了我读过“孔孟”的书没有?接着说：“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格。我只是做了件‘板凳打调坐的事。”陶先生还背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古人警句，来告诫我；有时，竟用笔当着我的面，在纸上边写边圈点，我诺诺不已，陶先生更孜孜不倦，陶师母面对这样场面不免一阵“夫子自道……夫子自道……”

陶先生收到的信很多，复的信也很多。他都编了号。复信一律留了底子。这些事很大部分是吴先生去完成的。

陶先生每天必记《行知备忘》。他在书房正墙上写有：“办事有先有后，做起有易有难，一天计划安排，临时还需调整”的字幅贴着。

同年的秋天，黄开富表哥在陶先生资助下，去到“文化荒原”的四川江口镇，创办起了“私立巴阳中学”。今天的四川平昌县中学，即这所学校的延续。陶先生鼓励我也去“开垦文化荒原”，就这样，我离开了陶家，去继续我未竟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