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慧

1941年2月，一封由重庆发往延安的信，由周恩来托叶剑英参谋长亲自带到了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范元甄手中。原文照录如下：

元甄同志：

乘参谋长飞回之便，特写几句话问问你好。你现在当能想我们在此地的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形。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烦恼，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都是你曾经到过住过的地方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准备坚持到底。紧张而又镇静，繁忙而又愉快地生活。两年来在重庆，这还是第一次体验，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男女青年，是毫不畏缩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我和颖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觉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许会给我们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骄傲。元甄!对吗?我相信你的血也在沸腾，你的心也跳跃起来了。不要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学好了，奋斗的日子，试验的机会多得很，你决不是一个落后者。

夜深了，想想你活跃的神气，写几句鼓励青年好友的话，也许对我是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我和颖超常常引为无上荣幸。

一封二页的信，寥寥300余字，字里行间洋溢着威武不屈、积极进取、乐观生活、关心青年的殷殷之情。

范元甄，女，1921年出生，湖北汉口人。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活动。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革委会政治部(周恩来时为副部长)三厅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九队总干事、支部书记。1939年全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重庆《新华日报》作记者，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8月，周恩来、邓颖超回延安。当时已怀孕7月的范元甄涉河去看望周恩来与邓颖超，受了凉，孩子早产，死在衣胞中。病中写信与周恩来、邓颖超，说幸无孩子拖累，得以继续完成学业。周恩来、邓颖超即回信一封，附上10元钱，说是参政员的收入，是供同志们需要时用的。同时，周恩来还将自己的1张小照赠给范元甄，以兹纪念。

1941年1月，对于极端困难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而言，是一个腥风血雨之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周恩来在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明确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还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斗争之后，两党还可能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的实现。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异常险恶和紧迫，党中央曾数次急电周恩来等即速撤回延安。周恩来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反复力陈自己的意见，后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继续留在重庆，坚守阵地，以不变应万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国民党当局的直接联系、谈判和斗争的阵地及国统区南方党的指挥中心。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公开揭露和谴责，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和进行交涉。

这封书信，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写成的。周恩来将红岩、曾家岩、虎头岩“三岩”同志们坚持斗争，积极工作，笑对生活的情景告诉了远在延安学习的范元甄，以勉之。

解放后，范元甄将信交给丈夫李锐保存。李锐将信放人铁皮档案柜内。即使在文革中被抄家，因铁柜不能轻易打开，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1988年10月，范元甄将这封书信捐赠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如今它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