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竞　袁　进

朱竞：袁先生，能说说您对中国２０世纪的印象是怎样的吗？

袁进：从某种意义上，２０世纪对中国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一直有着“以文治国”的传统，但是像２０世纪这样强调文化力量的实在是从未有过。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国处在亘古未有之奇变之中，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文化，对文化的推重，成为世纪的特色。早在世纪初，“文学救国”论就统治了文坛。梁启超宣称：中国的贫弱是因为小说不好，中国的国民被小说教坏了，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就要改变中国的国民，于是，先要改变中国的小说。这大约可以说是“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先声。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美国学者林毓生已经指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都有以文化运动改变社会的设想。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学习了西方的器物，西方的制度，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共和国体制，却没有成效，就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改变中国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建立富强的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主导思想，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态。然而仍旧有着“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的说法，文化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建国以后，文化领域“兴无灭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亲自着重思考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会发动一场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用“文化革命”、“破四旧”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文化的推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