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美

自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宜昌县，宜昌之名便始见于史。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宜昌之名便沿袭至今。但是“宜昌”因何得名，却长期令人费解。研究宜昌历史，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考究。

任何地名，都有其称谓的由来，并且彼此间的由来也各不相同。然而，其间有规律可寻。概括起来就是，各种地名称谓的由来，无非是因人、因地、因事三种情况。“宜昌”地名称谓的由来，无疑也是三者之中有其一。但这其一到底为何，就须具体分析。

“宜昌”并非因人得名，这是显而易见的。“宜昌”也非因地得名，这倒需要陈述一二。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致使因地得名的称谓也有其特殊性，不易在不同地域形成重复。“宜昌”并非开始就是我市的称谓。它是东晋分夷陵西境(在长江南岸的黄牛岩至黑岩之间)另置一县时命名的。我市称“宜昌”，那是雍正十三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时的事情(《宜昌县志》，第49面，1992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既然开始命名就不在本地，那么当然就谈不上称谓是因地得名的。同时，“宜昌”并非是我市独有的称谓，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就现在宜昌市所辖的县(市)范围而言。有关县(市)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有过“宜昌”这个称谓。具体来说，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宜昌县后，至南朝时，“梁徙宜昌县于恨山”(《宜昌府志》。第124页。2000年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编辑出版)，称“宜昌县”，“隋开皇初，改宜昌县置清江”(《长阳县志》第40页，1992年中国城市小版社出版)。而今宜都市(即所辖长江南岸)则由“宜都县”改为“宜昌县”，并延续至唐初。武德二年(619年)又由“宜昌县”收为“宜都县”(《宜都县志》，第45页，199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别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宜昌”这个称谓。渚如今四川成都市域内，在南朝刘宋时期所置—县，其称谓就叫“宜昌”，直至北周时才变(《辞源》(二)，第819页，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上说明，“宜昌”这一称谓，并非是因我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征而得名的。倘若是因地得名，怎么会在市内外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曾使用过这一称谓呢?尤其是在今四川成都市域内所新置的县称谓“宜昌”的时期还与我市相近。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市资源丰富，区位独特，是宜于昌盛之地，“宜昌”因此而得名。的确，“宜昌”这一称谓有宜于昌盛之义。如就我市现代的资源、区位优势而言，我市如要取名，或许真可以因此而得名“宜昌”这一称谓。但是“宜昌”这称称渭毕竟不是现在才命名的，因此在于昌盛之义不是就我市现代地域所处的优势而言的。也并非是就命名当时的地域优势而言的，因为1000多年前，这里地处边陲，交通闭塞，“蛮夷”聚居，开化甚晚，在统治者眼里实难产生宜于昌盛之感，倒是宜于处罚贬官之地，这里的“贬官文化”不正是由此而萌生的吗?因此，认为“宜昌”这一称谓是因当地立于昌盛而得名的会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

既然我市地名称谓“宜昌”，既不是因人得名，也不是因地得名，那就只能是因事得名的了。要说是因事，那么，我市又是因何事而得名“宜昌”这一称谓的呢?笔者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我市称谓“宜昌”的缘由，应从“分夷陵西境置县”这件事去思考。

尽管我们对“分夷陵西境置县”的具体过程难以考究，但是，对于此事实施的背景和意图则是不难考究的。该地区是三峡门户，曾是“楚之西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是国之边陲，在此“蛮夷”聚居，乃社稷安危之机。吴国陆抗都督西陵(与夷陵皆为宜昌故称)军事时，就曾经讲过：“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他还引其父陆逊的话，强调“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资治通鉴》(二)，第18、19页，1990年岳麓书社出版)。足见西陵在国家中的份量之重。陆抗还认为，如果西陵失守，“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同上，第13页)可见，作为都督西陵军事的将领，陆抗是把“外御强敌，内怀百蛮”(同上，第19页)这互为因果的两件事，作为控制西陵这一事关社稷安危的战略要地的心腹之患。陆抗的这些见解反映了历代当权者关注这一地区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当权者在重兵把守的同时，还“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同上，第8页)，作为守国之策。“王浚楼船不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作为偏安东南的晋朝当权者又何尝不懂得这其中的厉害关系呢?

大家知道，夷陵西境的黄牛岩至黑岩子一带，是西陵峡中的险峻地带。逦道元曾经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中自上而下地对这一地带的地形进行了详细描述：“江水历峡东，经宜昌县之插灶下，江之左岸，绝岸壁立数百丈，飞乌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父老传言，若洪水之时，人薄舟崖侧，以余烬插之岩测，至今犹存，故先后相承渭之插灶也。江水又东经流头滩，其水并峻激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东径宜昌县北，分夷道山所立也。县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宜都记》曰：渡流头滩十里。使得宜昌县。江水又东径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江水又东经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崖即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江水又东经西陵峡，《宜都记》日：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好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逦道元的叙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地带山势险峻，河道曲回，水流湍急，礁险漩翻，行如登天的情景。而这里又与“蛮夷”聚居之地毗邻。在这种情况卜仍靠以往的建制，由夷陵县来实施对这一地区的严密管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权者为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以固社稷安危之机，同样采取了“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的办法，划江而治，分夷陵所辖长江以南的西境，另置新县。这就是“分夷陵西境置县”的背景与意图。至于以后，“徙宜昌县于山”和“改立都县为宜昌县”的缘由大同小异，在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

从“分夷陵西境置县”的背景与意图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权者将所置新县的称谓命名为“宜昌”的用意，是希望分境置县的举措宜于国运昌盛。这就是说，“宜昌”这一称谓带有祈福性的特征，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期望吉祥的社会心理。这在当时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前所述的今四川成都市域新置郡县称谓中这种祈福性的寓意体现得更为明显。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免吴营侨立一新郡，领三县，寄治成都(《二十四史》(五)《宋书》，第1176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新设置的一郡三县的称谓分别是宋宁；欣平、宜昌、永安。人们一看便知其寓意都带有祈福的性质，指的是新置郡县会给刘宋带来安宁；会给黎民带来欣喜平静；会宜于国运昌盛；会使百姓永保平安。至南齐后仍置这一郡三县，但因南齐代宋，因此宋宁郡被改为永宁郡，寓意国家永世安宁(《二十四史》(五)《南齐书》，第300、309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而其它三县的称谓依然如故。因为这些称谓的寓意同样符合当权者期望吉祥的社会心理。当然，尽管历代统治者总是期望他们的行为都会给自己带来福音，然而结果却往往又总是事与愿违。因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宜昌”这一称谓应该是缘于“分夷陵西境置县”这件事本身，其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宜昌”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