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夏杏珍

内容提要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政治局17人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打招呼”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17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毛泽东在11月3日同毛远新谈话时就做出了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作个决议。这时，毛又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

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若干年后，他作过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到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然只能腹诽而无法明说。邓小平不愿在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只能寻找托辞。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毛泽东在前几天（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中刚用过的典故。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丝毫也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关于“打招呼”问题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批语全文如下：

过去只有河南省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

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打招呼的问题。

会后，邓小平于21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请示关于召开打招呼会的有关问题。

“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多人。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宣读之后，邓小平作了几点说明。主要是：一、“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二、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三、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画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四、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除了给老同志“打个招呼”让他们转弯子，避免再“犯错误”以外，也有让邓小平就此机会当众作个检查的意思。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和讨论，在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从此，全国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为之中断。

政治局会议的“批邓”和邓小平的“检讨”

在全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同时，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议场景十分奇特。主持者就是被批判者。邓小平到场宣布“开会”以后，就像一尊铜像一般，稳稳地坐在那里，不言，不动，一任“四人帮”一伙大张挞伐，诬蔑攻击。时间到了，说声“散会”，若无其事，离席而去。

邓小平这时仍然牵挂着重病中的总理，关心总理的病情，不断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安排治疗事宜。重病中的总理，也为处在批判狂潮中的老战友担心。他特意把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道：“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总理：“永远不会！”总理听了，说：“那我就放心了！”面对凶险的政治风浪，他们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12月20日，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他没有预先写好稿子，要说的话早已久久萦回心中，好在存有会议记录，使我们得以知道邓小平这一篇充满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立场的“检讨”是怎样讲的。

照例，他先表示感谢，“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并说“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也就是他这次所作的“检讨”。

邓小平在“检讨”中谈到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等问题。

邓小平“检查”原因，坦诚地说——

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当天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他在会上所作“检讨”的记录。

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这篇发言是申辩而并没有检讨，用谈思想状态的方式对1975年整顿作了回顾和肯定，通过检查原因，委婉地表明了对毛泽东批评的异议，说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

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的这篇发言当然无法通过。毛泽东没有批示，从此，邓小平也再没有“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

领导1975年整顿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内进一步受到批判，连续检讨，不能过关。“四人帮”处心积虑，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为公开批判直至把他再一次打倒而磨刀霍霍。

“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受到邓小平重用的那“几个人才”，这时都受到追查、批判。“四人帮”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想从他们那里打破缺口，逼出材料。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迫害最为深重的是周荣鑫和刘冰等人。教育部长周荣鑫重病在身，被残酷批斗50余次。至1976年4月12日，在连续批斗五天的情况下，心脏病突发，昏厥在批斗会上，13日凌晨离开了人世。刘冰等四位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批斗220多次，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组织生活，并且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反击”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邓小平部署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整顿带来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豪迈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1976年1月，新年伊始，“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全国报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发文件，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随着“四人帮”对周恩来、邓小平诬蔑攻击的加剧，对人民压迫、钳制的严酷，反对的浪潮汇聚成声讨“四人帮”的汪洋大海，终于在丙辰清明节爆发了“四五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邓小平1975年整顿，拥护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

程中原，夏杏珍著中国青年出版2003年8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