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军

2003年3月8日至3月19日，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携其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完成了对华十天的学术交流活动。这让人想起，一年半之前，另一位同样由西方而来并且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两位学界巨人，几乎沿着同样的轨迹，巡游于中国京沪宁三地学界，带来的却是关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解构学与中心论。

基于迥异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审视姿态，两位学者十年前就围绕“历史终结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福音”和：符咒”便是二者各自给出的基本判断。这场昔日的思想对话如今已见诸于两人各自的著作《历史之终结和最后一人》和《马克思的幽灵》中，十余年来在西方理论界持续发生影响，作为当代学术史上一场罕见的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战更是令人难忘。

缘起与背景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早缘自其1988年应芝加哥大学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的邀请所作的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1989年，他在讲座的基础上撰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发表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宣告“历史终结论”作为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最初，这篇宏大叙事有余而缜密推理不足的论文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国家利益》杂志甚至强调文章只代表福山个人论点而与杂志社无涉。转机出现在不久之后戏剧性上演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历史终结论”一夜之间获得了现实“验证”，从而成为当时正处于迷茫状态的东西方世界寻求合理解释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