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年我十七岁，在拉萨中学读初一。我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入团申请书写了几回，但都没有批准。班主任次仁拉姆说我入不了团的原因是我没跟家里划清界线，要求我凡是家里的事情都要向老师汇报。可我又没什么要汇报的。我们是住宿生，星期六才能回家，星期天就返回学校，哪里知道家里多少事呢？不过为了表示进步，我还是说了一些，结果我的这点交代被一位叫谢方艺的老师（时任学校团总支书记）编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署上我的名字贴在墙报上，曾经在学校里轰动一时。我父母知道了，非常难过，特别是我父亲耿耿于怀，好几年心里跟我都有疙瘩，很多亲戚从此不理我。可就是这样，我还是没能入团。

我班的藏文老师叫龙国泰，藏名叫索朗坚赞，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翻译家。他是过去清朝驻军的后裔，母亲是藏族，他家里是种菜的（过去留在拉萨的汉人许多靠种菜为生）。他比我大不了多少，跟我关系很好，现在已故。他对我说，看这个形势这么下去的话，会对你越来越不利的，不如跟我一起去罗布林卡避一避。当时他得了肺结核，建议我也装病，反正那会儿已经不怎么上课了，我就带上他的几包药去学校医务室，要求隔离治疗。医务室的王医生当时去内地休假，一个教体育的杨老师在当代理医生，一看见我拿着雷梅峰等治疗结核病的药，就通知我的班主任说我得了肺结核，为防止传染必须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