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

在战后《账的一段时间，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美国学者中间基本存在三种研究模式：“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根本上，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来源于西方，是由于接受西方的刺激而引发的，鉴于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概括为一种模式：即“冲击—回应”模式。后来美国史家柯文(Paul A．Cohen)在1970年代后期对战后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这三种模式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把中国社会进行或纵或横的分解，并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对三种以西方为中心模式来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反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能看到以往研究者没有能注意到的许多面相，，并注意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按层次和地域区分，这自然是很可贵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甚至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这无疑是美国汉学界的新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罗志田语)。另外，作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这种趋向也反映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大约与比柯文此著略早的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据出东方主义；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而日本学者则提倡“在亚洲思考”和“作为方法的中国“，稍后的弗兰克(Frank,C)引起较大争议的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n The AsianAge(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推出刘北成翻译的中译本，改名为《白银资本》)一书，更是明确鼓吹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