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

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没有预感，没有征兆，灾难说来就来了。哲人其萎，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愕然，继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经走了七天，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人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扫盲把我扫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的，实际上只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后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在我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边做边学，请一些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人送来相关资料。文章发表后(载于《博览群书》删2年12期)，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杂感，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