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被抛入了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与“后学”之争直到今天，人们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承当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知识分子的角色焦虑。精神承当与角色焦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解决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便无法解决知识分子的承当问题。

一

知识分子的角色焦虑建立在这样一个反思的基础上：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曾因各种原因扮演过不同的角色。

对这些角色的反思与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紧密相连。

首先，70年代之前，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1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忘记的角色：“我们”。从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对知识分子的漫长的阶级改造过程。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我们工程”。2毛泽东曾将人群分为“我们”、“朋友”和“敌人”，目的是团结“朋友”、打击“敌人”。但“团结”并不是最终目的。“团结”之后，更要把“朋友”转变成“我们”。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立稳固的民族国家，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演变成了一套全面的将一切非“我们”改造成“我们”的“我们工程”。

本来，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划分我们／朋友／敌人，需要团结／转变策略。新的民族国家成立，面临的任务是把这个民族国家推向富强，应该可以拆除划分我们／朋友的思路，调动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异性，以促进繁荣。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阶级的划分，在物质层面已经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