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

五点钟的时候，我醒了。窗外依然刮着北风。风声嘎吱嘎吱。冬天像一个日趋严重的支气管患者，昨晚它挨家挨户地拍了一夜的门窗，手掌都拍红了，但谁肯收留这样一位无可救药的哮喘病人呢。我睁开眼睛，隐约看见一张泛青发白的脸紧贴在窗玻璃上，五官已经挤压得又扁又平。有什么办法呢，人都是自私的，我总不能放它进来我出去吧。再说，八一也不会同意啊。八一是我儿子的小名，他的学名叫建军，但很少有人喊他建军，因为他没有上几天学，一个没读多少书的人是没有必要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就像我一样，人家喊了我几十年的“杨师傅”，或者干脆连“杨”字都省略，我计较过吗?没有，因为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计较它们干什么。可我儿子却不这样想，他总觉得人家喊他八一是对他的轻视。我又不是没有大名，他说，谁要是再这样喊我我就和他拼命。他常常坐在家里为此生闷气。当然，他也就只是在家里和我发一阵牢骚罢了，出了门，别人喊他八一，他照样会忙不迭地应答。这是命，我常常对儿子说，你不要说与人家拼命，你的命如果拼得过人家，我们早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话说回来，我也只是在心里说说而已，若是真把这话对他说了，他一定会和我拼命的。我儿子就是这样一个不成器的东西，但他是我的儿子啊。

我看着在风中颤抖的玻璃窗，琢磨着要不要现在就把八一喊起床。我侧耳听着屋子里的动静，除了从八一房间里传来的轻微的鼾声，厨房里也有什么东西在吱吱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