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君华

柳宗元、刘禹锡，因为志同道合而共同投身于永贞革新，成为王叔文集团的中坚；因为革新惨败而同遭贬斥，成为“八司马”的典型；因为抑塞不平而一起吟啸于南荒山水，成为元和文学的代表。他们的契合，政治是机缘；他们的落拓，政治是媒孽；他们的成就，政治是月老。政治导引了他们的人生走向，政治更从而决定了他们文学的基调。

读罢胡可先先生的近作《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笔者尤致慨于柳、刘二位中唐大家的政治命运与其文学生涯。

掩卷思之，《中唐政治与文学》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其要约有三端：曰视角大，曰考证详，曰创获丰。

一曰视角大

具体可从两方面来看：

文学、历史和政治三个层面的综合，这是其一。文学是人学。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人禀七情六欲，时代的安宁与纷扰、国家的繁盛与衰歇、亲友的欣悦与惨戚、个人的荣辱与浮沉，自然会感之于心，形之于文。因而，于其文便可以见出其人之情，缘其情便可以寻求其人的生活遭际，进而窥及色彩斑斓的社会一角。故研究文学者，已经逐渐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慢慢地将他们的视野扩大到诸多领域，若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社会大文化的背景，通过对这些与文学横向联系着的学科，来求解文学的真谛。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熗跹悄稀吨泄官僚政治研究》４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