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纪录片几乎要遵从自然主义的实录，否则就会丧失纪录片的客观性要求。大体说是如此的吧。至少看纪录片与看艺术片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看纪录片你必须要求它真人真事的真实而不会接受它奢用艺术片的虚构手法。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无用，诗的真实应该让位于历史的真实，即客观事实的备案。

然而，长期以来是我们自己败坏了纪录片的名声。我们的纪录片凡记人记事几乎没有不被意识形态精心策划的，因为意识形态要求必须黑白分明，丝毫不能含糊，不能骑墙，不能中性色调。在意识形态眼里，根本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对意识形态不利的客观性是能容忍的吗?即便有这样的客观性，那也是非本质的、假象的、为敌人所用而亲痛仇快的、不利于团结的，等等。于是，所谓纪录片的客观真实性，后来只是存在于或放宽于“动物世界”之中。

所以，当朋友引介我去看张以庆编导的两部纪录片《舟舟的世界》和《英与白》时，坦白地讲，我是抱着姑妄看之的态度去的。

两个五十分钟的感觉过去了。没想到留给我的是一大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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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的“无害”题材中(弱智与熊猫)实施客观性原则，既是一种眼光的测试，也是一种眼光的炼狱，倒是特别能见功底的：你能在“无意义”的他(它)们身上看见什么意义呢?

就直接性说，舟舟的弱智得益于环境：一个是音乐环境，一个是人际环境。音乐激活着他的身体语言，虽然其中一半可能是出于模仿，但毕竟他的身体适应着或感受着音乐的节奏因而他模仿的是节奏，以至与其说他能指挥着音乐，不如说音乐能指挥着他，弱交感的强适应是当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