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敏

文化交流不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文明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进步的酵母。中国近百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实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交流，这几乎已成定论。

如所周知，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谓“西学东渐”，大致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槎东来，止于十八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对天主教的“禁教”，前后二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则始于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于极盛，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一百五十余年。

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可以说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但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前一阶段又远不及后一阶段。明清之际二百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四百七十三种，其中纯宗教类书籍二百五十一种，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而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一百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二千二百九十一种。尤其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八，超过此前九十年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西学东渐”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均前所未有，以至时人名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变”，举凡西方的政、教、技、艺都于此时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构成巨大的挑战，又带来空前的转化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