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上个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这类话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对“胡风冤案”的再研究、对郁达夫的再审视等等，都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迪，这也许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里的终极关怀。

最近读了一本《李商隐全传》（李庆皋、王桂芝著）和新版的《郁达夫全集》（湖南文艺版），两种书正巧形成了这样一个主题思路，即历史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似乎有某种惊人的巧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千百年来，这种情思就一直潜伏在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文辞中间，成为后人求诸心史的依凭。

身处“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历来被公认为旷世才子，“虚负凌云万丈才”就是他的心语，也是他赖以自负的依凭。《李商隐传》叙说的正是他“一生襟袍未曾开”的悲剧人生。义山先生生活在“唐祚将沦”的时代，一生遭际坎坷，正是所谓时代造就的一代诗人。无论是在恋情上还是在仕途上，诗人都绝少得意。十九岁的他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推荐；二十五岁中进士，名闻于时，不久，令狐楚死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以女妻之。由于王是“李党”首领，“牛党”人就骂他“背恩”、“无行”。很快“牛党”上台，李商隐便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特别是在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中，本来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复审时莫明其妙地被中书省除名，就这样潦倒至死。因而他的诗“隐词诡寄”、“深情绵邈”，不少诗婉曲晦涩，很是费解，成为后人研究争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