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肃欠

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评论。说是“众说纷纭”,也许只有对洋务思潮和洋务活动的争鸣才能与之相比;说是“长期”,在于对洋务历史的各种争议大体上是在80年代之后才形成势头的,而关于义和团的众多评论则可以讲是经历了一个同本世纪历史并进的发展过程。义和团的迷一样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在考察近代政局乃至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时必然遇到并且容易发生种种感想的话题。

1902年,当义和团运动的余波还在晚清政局中回荡时,李希圣就写出了被时人看成是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该书和十年后陆续出版的《拳变余闻》、《崇陵传信录》等小册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渲染义和团的神秘主义和排外行为;二是强调它和清朝高层政治的关联。据此,作者们塑造了一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并受高层的权力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

经由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奋斗中,开始重新认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反帝的时代要求的明晰化和对农民这一民族主体的冀望,促使他们重新解读义和团。这批政治家和30年代的一批史学如李剑农、王芸生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义和团是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产物,它虽然具有守旧、蒙昧等致命伤,但不容忽视的是,从普通民众中诞生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