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我由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插班入历史系三年级,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先生。雷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新生选课完毕后,照例要由他签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

在清华读书两年期间,听了雷先生几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洋近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这两门课。当时有些名教授,学问很大,但讲课不考虑方法,兴之所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时离题很远,有时对大问题不讲,而对自己感兴趣或有特别研究的小问题则讲得十分仔细。雷先生不是这样,他学问渊博,贯通古今中西,但讲起课来井井有条,从不“跑野马”,总是围绕中心题目加以发挥,并能深入浅出,强烈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他讲课的某些内容,在时隔五十几年以后,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当讲到宗教改革时,他先从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巨大作用说起。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一个人在当时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时,要由教士将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敷油礼。这样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然后,雷先生再讲教会的腐败,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再如,他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重大意义时,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中结束了骑士文学”。像这样的警句,在雷先生的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雷先生的课不仅受到学生们欢迎,系内一些老教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