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

哈耶克(1899～1992)近来成了东西方一些人士心目中共同的圣哲。19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严重的滞胀现象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失去了信心，而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也同样引起人们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厌恶，这促使西方人回过头去怀念对此二者都曾作出过尖锐批评的哈耶克。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顺理成章之事。他重述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再度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灯。在美国，他成了“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伟大的精神领袖；在英国，连公认坚持保守观点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最具戏剧性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东方。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看过上述行文的语气，人们肯定会把我当作哈耶克的明确的反对者了，其实并不尽然。与其说我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理论，莫如说我反对一些中国文人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非常不恰当的颂扬；而我的这篇文章则与其说是意在反对哈耶克对自由价值的高扬，莫如说是意在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阐释的偏颇之处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