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健鹏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欠发达国家的自主性与外源性兼具的现代化，并正从自主性为主向外源性渐增的状态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使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客观进程和理性追求。在经过了近百年的“被延误的现代化”以后，新中国大大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全面挺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由启动阶段向加速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水平仍然较低，工业化的道路还很长，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也非常尖锐突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现代化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和中国“入世”在即，将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下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等等均将受到一系列相当大的冲击和挑战，需要作出新的选择。在这个阶段，经济因素在现代化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最大功能，其中，经济自主性(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路径、经济政策制定)与经济依附性的关系如何处理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作为快变因素的政治因素首先是国家在现代化的目前阶段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政治因素尤其是制度的可变性极强，因而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要求巩固和加强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加快政治结构的改革。作为慢变因素的文化因素，其可变性虽较弱，目前也到了质的转化提升期，文化对现代化的结构性的潜在功能丝毫不容忽视。从社会因素来看，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生存结构正处在深层化、复杂化、全面化的变动之中，既存在着一些积极的良性因素，也出现了不少危险性的恶性因素，还出现了一些不可知、不可测、不可控的因素。而这几种因素的传递和互动正在愈益频繁和增强，中国现代化所面对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与以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代化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条件也出现了全新的剧烈的变动。从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在中国周边国家首先发作并且迅速扩散蔓延，其后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副传递在不断加快，霸权主义以新干涉主义为支柱更加肆意妄为，世界的一些矛盾焦点在向中国周边积聚转移，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困难和考验加大了；从内部条件看，旧体制的矛盾依然在累加，开放循环的负效应在异常叠积，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发展机制失调，加上渐进改革的体制异变，过剩经济的提前形成，生存结构调整畸变，使得中国的各项改革与现代化操作极其艰难。

最近2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是契合和缠结在一起的，现代化的成绩是在改革中取得的，现代化的问题与矛盾也是在改革中累积的。如果没有改革的成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不会达到目前的程度。反之，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也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而且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制约和障碍因素，实现现代化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现代化已和改革一起步入了一个极其紧要的关键时期。今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依然必须而且只有依靠改革来推动，各种累积的问题与矛盾也只能在改革中解决。因此，必须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改革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对改革与现代化的进程做出辩证负责的评估，对改革与现代化的矛盾焦点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寻求可行的对策，力求推动改革获得深层突破，在此基础上，以改革为中心来重构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做出新的阶段性选择，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中国在坚持现代化与改革的总战略取向与政策取向之下，基本经验是实行各种“放权”改革和渐进式增量拉动为主的市场化模式。所谓“放权”，实际上是逐渐松开了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自1978年起农村的各种资源及其能量得到释放，便出现了第一轮农村改革的高潮；1984年以后国有系统的资源及其能量被释放出来，便形成了城市改革的高潮；1987年以后一定时期内和1992年以后国有系统之外的资源、要素、组织力量及其能量被释放，又形成了新的一轮改革热潮。随着各种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中国的改革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这些改革突破的层面上基本上相同。尽管时间、步骤、突破口、着力点均不一样，但各项改革的作用结果却是十分近似的。

随着这些资源及其能量一次次的释放，旧体制的很多方面逐步被破解，但替代很不彻底。实际上相应的新体制没能及时建立起来，新体制的效能释放也十分滞后。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很不完善，许多运作也不规范。一方面是旧体制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旧体制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叠加与冲击效应日益明显，新矛盾不断涌现，中国所受的内外压力都在增大。旧体制最核心的东西，如计划经济了下形成的权力控制与干部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等，没有抓住时机逐渐消除掉，一直保留下来，造成重重深层障碍，阻碍了新体制的形成与生长。而一旦错过时机，回头再改，难上加难。目前的国企改革、机构改革、农村改革等都是在此意义上遭遇困境的。人们潜在的政治淡漠和一些抵触症结也是在此背景下渐渐生成的。当然，这种传统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是改革推动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只应是早期阶段改革的路径和手段，而中国依赖和固守这一手段的时间过长，没有及时在新阶段选择利用新的手段。这一释放过程拉得过长，客观上妨碍了新体制的建立进程。

所谓增量拉动模式，是在维护既有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加大增量，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推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维持经济增长，促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时期年均97％的增长速度。尽管从整体来看，中国市场机制在发育之中，还不够充分、完善，资源大规模流动、重组、配置较难。但是，中国仍然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这主要是渐进改革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区域竞争十分炽烈，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地方政府多样化、多方位、非常规支持下，得以进行超常规投资扩张和大规模供给调整，从而支撑了资源的大量筹集与快速集聚和总量供给扩张，快速适应了需求变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些非常规刺激下的高速增长缺乏新体制的制度保证，因而带来的问题越积越多，如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地方保护、结构调整滞缓、供给适应不了需求变动而过剩等等，并且在不少方面出现了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结构病。国民经济超常规高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便至尽头。与此相应，维系、支持总量供给扩张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急需进行体制性调整改革。但是受粗放式、强干预、非常规增长惯性的推动与旧体制刚性的牵制，金融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创新中旧问题激化和新矛盾突出，又往往使得金融风险危险四伏。毫无疑问，在非常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异常累积深深制约着改革的更进一步展开。

二、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客观进程

具体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进程与动因是资源资本化、权力资本化、经济市场化相互纠结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资源资本化”是国内学术界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即认为中国改革取得成效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质因素之一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把原来的不可货币化交换的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创造了新生资本及其增值收益。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质也只是今人不自觉地占有并分配前人积累的资源状态(不可进入市场交易)的社会财富在向资本转化中产生的收益。资源资本化确实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条主线，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用资源资本化来描述分析中国改革的进程。但是有人据此进一步主张，中国今后还要把那些尚未资本化的资源，如大量的国有房地产和农村地产及未开发资源，进行转化，进一步产生增量，从而刺激和拉动经济增簪，保证金融安全，解决经济问题。这依然是“放权”改革和增量拉动的旧思路。把这些最大可转化资源转化为新的资本增量，除了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外，它引来的问题可能比增长和发展更大更多，会进一步增加当前改革的困难和障碍。所以这种思路是不可取的。“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等问题实际上已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在资源转化为资本中所产生的增值收益的分配一直严重不公，城市改革中直至今日还不是普遍受益，农村改革中大多数人的收益也有递减。如果继续延用这种旧思路，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这种利益转移中的隐蔽性再继续加强下去，将使各种不满情绪更加激烈。必须把突破方向放在建立和完善新体制上，再难也必须推进。那些尚未释放(或转化)的资源，可以留存，作为新体制可以补充、备储或者支付改革成本的有效手段。到有新体制作可靠保障的一定时期，再把这些资源进行释放(或转化)，会大大增强新体制功能释放的效应，也会更好地拉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

权力资本化在改革中是和资源资本化几乎同时发生的。权力资本化主要是指权力进入经济运行和利益分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并产生“增值收益”的现象。这也是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即初期阶段所必需的，亦是中国改革的一条主线。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旧的经济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没有权力介入并变成资本，经济运行无法保证；二是因为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增值收益，新的分配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而旧的利益分配方式是主要依靠权力来进行的。所以权力资本化要和资源资本化相伴而行。但是在中国的改革中，权力资本化和资源资本化一样拉得过长，从而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第一，权力本身并不创造新的收益，但在参与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自身的逐利性而攫取了大量利益，导致利益分配愈发向权力自身倾斜，引发社会不公、利益失衡。资源是有限的，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到一定阶段便开始递减，越来越少，这时权力的逐利性越发扩张、贪婪，于是逐渐递减的增值收益在权力手中便越来越集聚。最明显的是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权力无限扩张，导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横行，挤压、代替甚至超越国家利益。这一方面阻滞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和财富创造，企业发展的动力趋于弱化，国家利益依靠企业来实现也越来越困难，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实际上又要依靠部门与地方权力来进行实施，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心理剧烈摆动，社会内聚力减弱，影响社会稳定。第二，当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递减至衰弱阶段而应该结束时，权力资本必须随之淡出。但是因为资源资本化结束太慢而中国在改革政策上又过分依赖其增值效应，权力资本迟迟未能退出，权力资本和经济缠结甚深，既阻碍了新的经济秩序建立而严重干扰了经济运行，又因为固守既得利益而阻滞了新的分配规则的形成。资本效益和社会财富不是权力创造的，却要在相当程度上按照权力规则分配，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的夹缝中，市场化作为中国改革的一条新的主线应运而生。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种改革政策和措施在主观上使得中国经济逐渐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有时甚至很艰难。这一是因为资源资本化因其惯性延伸而结束缓慢，人们在主观上又往往把其带来的增值收益作为改革的成就加以过分的宣扬，从而延滞了其结束过程。二是因为权力资本化阻碍了市场化所创造的收益和财富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分配。市场虽逐渐能对大部分物质资源的配置、流动和重组进行调节，但在对体制资源、人力资源和货币资源等进行调节时却遭到权力资本的顽固阻碍，所以市场的基础功能难以顺利发挥。三是因为市场化所带来的体制变革比起资源资本化带来的变革更为深层、全面，它所带来的全局性、局部性和分类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要严重得多、复杂得多，自然在人们的心理和思想上也产生与以往不同的作用、引起比以前复杂的反应。一方面要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市场化进程平稳进行，这本身就比较困难。总之，市场化既遭到资源资本化对其基础调节功能的剥蚀，又遭到权力资本化对其新增收益分配的阻扰。在市场发育过程中，由于框范和强化了计划体制下非市场化的，即以行政权力操作和规制为主的老套路，直接导致市场功能残缺或扭曲，权力的干预和管理惯性的约束使得新的市场机制生成缓慢，市场的内在属性得不到有效满足，市场的本性被湮没甚至丧失，往往使得市场发育和运作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尽管如此，市场化仍然得以生长、被逐渐推进，奠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基础，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已不可逆转。不过，受到利益诱导和驱动，权力绝不会自动退出市场，而且权力的干预力量和韧性比市场的抵抗力量和进入能力更为强悍，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化、规则化建设来硬挤权力化操作与干预退位，这样改革的进程才能加快。

在资源资本化、权力资本化的阻碍下，随着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当然时期有所不同)超常规高速扩张式增长的结束，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中国的现代化随之陷入了有增长难发展的困境。

三、当前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矛盾焦点

中国的改革作为从传统旧体制向新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长过程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焦点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阶段(1978—1991年，其中1990—1991年为短暂的调整期，也是初期阶段的收尾期)，矛盾焦点集中体现在政治变革与政策创新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冲突方面。人们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色不同，所持的政治理念与价值选择也不相同，彼此作为不同的社会多元力量，在意识形态理念和政治选择上，存在着持续的张力，不断产生并激化相互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执政核心的改革派、“极左”的思想保守者和激进的西化派之间的较量。对于改革派来说，他们必须应对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现存意识形态构架的连续性及其基本原则，并动用革命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权威合法性来排除激进主张对政治秩序稳定的干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理念进行创新的阐释和适当的转化，以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这种情况必然使得改革的初期阶段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思想保守者和思想激进者因为观点对立、无法弥合而处在两极。二者彼此间的张力不断膨涨，冲突时有发生，使得双方的政治思维方式反向强化，产生日益激烈的两极震荡。这种冲突加重了初期改革的意识形态色彩。到1988年以后，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主要集中在改革派和一部分日益激进的西化派的知识分子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迅速上升，以1989年“六四风波”的爆发而结束。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不同的政治力量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选择问题，而改革引发的社会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还不明显。广大人民的社会生存结构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改变，人们感觉改革是普遍受益的。这时改革的矛盾焦点便集中在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层面上。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大都没有脱离其原有的生存结构，他们的政治参与更多地是一种对改革导致的突变环境的心理不适应反应，而不是因利益变动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型的政治诉求。他们对改革的政治热情来自于改革产生和带来的利益。

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大约还将持续10年左右)，矛盾演变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形态理念冲突由表层显性状态进入深层隐性状态，并与利益调整和阶段分化相交结成新的矛盾焦点。

在中期阶段，大规模、多层面的利益调整与社会结构分化开始进行。由于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效应大大减弱，从改革中普遍受益的情况已成为过去，利益分配日益失衡，因而群体性矛盾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在日趋激烈的利益调整中，阶层分化随之加快进行。人们的生存结构被打破，发生重大变动。这种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人们在其中的定位怎样，关系到其未来的生存状态如何。可见这种调整和分化覆盖面更广、关联度更大、互动性更强。其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更为错综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的力量在此阶段已经开始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用，并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动。其结果必然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资本化的扩张与国家权力功能的弱化。中国的利益调整与阶层分化尚处在走向深化的过程之中，市场化还没有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和一切领域，权力资本化也没有及时结束。权力仍然覆盖社会全部领域，并因其逐利性、排他性和绝对化而呈无限扩张之势。这一点在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与个人权力的扩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权力的负面作用不但没有逐渐递减直至结束，相反却有所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没有建立起来，市场化、制度化发育迟缓。权力的无限扩张阻滞了市场规则的成长与完善，导致了效率低下、司法不公、政策失效、规则疲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功能的剥蚀和弱化。在旧体制下，权力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得不到细化和分化、政策的制订功能和执行功能没有分开，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是全面控制型的。到了改革阶段，这种没有细分的、全控型的权力，一方面为维持经济运行、推行改革、解决各种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又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并强化了权力的逐利性。当权力以资本形式越来越深地和资源资本结合时，权力的正常功能就必然越来越受到剥蚀而弱化。

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贫富两极化的加剧。在新旧体制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是不均衡的，机会与条件是不均等的，那些拥有并能运用某种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势力和资源资本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化过程为其提供的条件与机会，但又不按照市场规则来谋取高额利益。这便形成了狭隘的、排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具有投机性和逐利性，他们因为占有稀缺的资源资本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获得定位与获利优势，在规范疲软和规则约束之间的无规范期，大肆谋取和扩张私利。同既得利益集团相比，那些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没有任何优势和逐渐丧失优势的人们，从社会经济资源资本化产生的增值收益中获利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而且经济增长越快，规则化、制度化越赶不上社会分化的速度，有效的规则约束也难以及时跟进建立，利益失衡更加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明显。那些在社会分化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前景也是不确定的，会发生新的分化摆动。总之，既得利益集团化和贫富两极化表明了一种利益非国家化、利益非人民化的偏斜倾向。在有效的规则约束建立起来之前，保证不了增长的收益转变为社会的福利而不成为少数人的财富。

三是利益调整与阶层分化引发的矛盾冲突趋向尖锐化，并且与原来的意识形态冲突相结合，使得当前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更具综合性、危险性、爆炸性。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选择内含着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这种分歧和争论正在上浮。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直伴随着改革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价值观魅力关系的争论。第二，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有的得到优化，有的得以维持，有的则出现恶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自愿(如为了改变生存状态而外出打工)或不自愿地(如下岗、失业等)离开原来的生存结构，造成大范围、快速度的社会流动。这些社会流动者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结构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生存结构，极易产生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满，会形成强烈要求民主和加快社会转型等政治诉求。这一方面将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追求。日趋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相结合，必然使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矛盾焦点也是不一样的。在目前阶段，由于现代化与改革是契合在一起的，所以二者的矛盾焦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前面分析的当前改革的矛盾焦点，我们就知道了当前现代化的矛盾焦点所在。

四、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阶段战略选择

通过上述对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客观选择、矛盾焦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确实发生了诸多深层变化，中国现代化也面对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挑战，我们必须以改革为基础形成新的认识并做出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选择。

第一，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总体思路需要进一步调整。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相配合推进改革的思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是必要的，到了中期阶段以后，就必须尽快结束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的作用，只能突出和强化市场化这条主线。而中国的改革在1992年进入中期阶段以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及其带来的增长速度，并想依靠它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分化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路径依赖下，市场化受到挤压，结构调整事实上被忽视了。改革的中期阶段已进行了近10年，改革的路径和思路应尽快加以转变。今后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应放在市场化和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上。而且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政治结构调整如不适时加快进行，就难以保证在现代化的目前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因素，一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做好三个结构调整的协同和均衡。目前，中国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生存结构也已被打破。但是权力结构调整仍显滞缓，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以后，这个调整更加敏感、更加深层、互动性更强，有时比改革的初期阶段进行得还要缓慢，因此成为改革的重大掣肘。权力功能的分化仍然停留在表层，全面控制型的权力结构强撑社会主体结构，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也阻滞了新的生存结构的建立。今后应该加快合理的、适当的权力结构调整，以此来全面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在这两个结构调整的拉动下，加速建立新的生存结构。只有这三个结构调整都能合理适当地得到推进并逐渐深化，中国的整体社会结构转型才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才能建立起来。

第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将承受日益巨大的经济全球化压力。经济全球化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它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受到强烈挤迫。中国面对着苏东计划体制崩溃和东亚模式危机的“双重”压力，今后的改革与现代化政策抉择将更加困难。中国“入世”在即，多对新的矛盾将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平等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国内保护与市场开放、短期后果与长期效应、传统经济手段与现代经济工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经济自主与经济依附等一系列问题，处理起来都相当困难。同时这也表明，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对外开放之间更加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衔接协调配合更为重要了。在改革与现代化进行的过程中，中国对经济全球化要采取理智实在的态度，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对“接轨”和“赶超战略”等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总体反思。对中国来说，要真正做到从国情出发、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虽不容易，却极端重要。

第四，在中国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对外开放的风险在不断增大，要做好防范。中国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并未全过去，其连锁后果随着时滞性到期可能会有新的发生。中国的金融风险以及其他经济风险因素都在增加，必须时刻做好预警、化解和应对，加快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全球化还会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与资本主义“异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及其政治表现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集聚之际，要时刻防范和消解政治风险，提高中国的政治安全系数。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任何纵容少数人掠夺大众财富的“经济奇迹”都难免垮台。中国的改革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改革只有使大多数人受益，才能得到广泛持久的支持。当前中国社会中，权力腐败不断蔓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群体冲突渐趋频繁，群众不满情绪上升，意识形态之争再度上浮，这些问题和矛盾必须及时、有效地化解，以免威胁和冲击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此外，在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剥蚀作用也日益明显。这些风险因素对现代化所必需的增长保证——社会稳定瓦解力极大，必须给以高度重视。

第五，加快实现企业自主并形成企业生长与发展的激励机制，为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永久的增长动力。目前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展，正遇到深层制度基础不适应的最大制约。启动新经济增长阶段的总量调节与结构演进，做好需求与供给调整，战胜过剩经济的挑战，打开新的增长阀门，也要求必须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而这一切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是两点：一是必须尽快使政府从增长的主体转变为增长的推动者，使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从政府权力的附属品成长为增长的主体；二是必须清楚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这种增长必须是发展性的有效的增长。这个动力仅靠政府强行注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由各类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来提供。为保证这一切的实现，必须坚持法治为本的原则，重塑相应的制度结构，必须创构一种主体平等的制度环境和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法律架构，真正让企业自主，激发全社会成员的自主发展创造创新精神，降低国家和各级政府依赖国有企业包揽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要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切实严格执法。

第六，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都是为实现其价值理念而建立的。这种制度在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保守和僵化的倾向也随之悄悄生长。既得利益者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会阻碍改革和现代化，甚至不惜对抗和牺牲整个制度。这样，体制改革就被拖延滞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无疑也将放慢。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变革现有的体制，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在向其他制度学习和借鉴中进行自己的制度创新。这将促使不同制度间的竞争和摩擦更加激烈，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魅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保证和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威资源进行各种平衡，并形成具有权威涵盖力的意识形态理念来提供内聚力，阻止那些侵蚀国家权威的各种离心力量的破坏作用，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魅力的逐渐展示来推动改革与现代化的发展。

第七，加速城市化进程，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演进。在过去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忽视。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城乡离分式发展，对步入改革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产生很强的拖延、抑制作用。一方面它抑制了城市型第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升级，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转移；另一方面它使农村发展脱离城市化的领引，农村非农产业投资分散，低水平无序竞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困难，农业产业化大多还是停留在纸上和嘴上。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矫正传统的城乡离分式两元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应该对“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战略和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政策进行反思，大力发展“离土离乡式”乡镇企业。逐步改革城市身份、户口和福利制度，实行有利于城市化的户籍政策。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