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直

一、时代与和战问题的客观根据

时代与和平战争问题相连，不是指社会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时代，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之类，而是指列宁所说的“大时代”。列宁的时代观是建立在分析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即如《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所说，时代的特征要看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哪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的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列宁关于时代的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那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确实是站在一起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时代的发展确实起着关键作用。但是，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形成世界体系之后，矛盾和斗争不断从社会主义阵营中爆发出来。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并存于一个世界上之时，原以为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却表现得利益很不一致：苏联不得不用武力强制东欧的“兄弟国家”服从它的指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间甚至爆发了战争。用苏联变质（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参加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来说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仍把苏联作为头号对手，非把这个“共产主义的邪恶帝国”压垮不可。阶级分析是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只能说那是并不限于某两个对立阶级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所致。虽然这种矛盾给包装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仍然不能掩盖民族国家利益不能等同于阶级利益的事实。

可惜，这个问题是中苏大论战没有触及，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没有多少人考虑到斯大林所说的“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存在”的论断是否仍然站得住。也没有听说有人公开怀疑1957年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毛泽东当时曾预言，“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但事实是五十年来帝国主义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而离1957年不过十二年中苏就爆发了边界军事冲突（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历史走错了方向，还是我们自己错了？恐怕还是得从弄清实际情况入手。实际情况是二战之后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同列宁时期的不一样，而社会主义一落入民族（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了。

让我们先从资本主义国家说起。1952年斯大林在其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体会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中。斯大林认为这种论点是错误的，他的看法是：现在资本主义外表上好像一切“平安无事”，但“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有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有高额的利润”。对于战争中的战败国，他说“有什么保证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摆脱美国的镣铐，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显然，斯大林自以为他抓的是问题的“实质”。但客观历史竟是按着被斯大林批判的论点发展的。这一论点所包含的三项内容可说都由历史证实了。至今仍支持斯大林的观点的人会说，历史还在发展，五十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不能排除美、英、法、德、日总有一天互相打起来，因为它们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如果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和它领导的阵营的崩溃还不能算一个历史阶段，那是很不实际的。即便以后的发展又会有新的情况出现，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发展已足够我们作深刻的反思了。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没有爆发战争，绝对不是偶然的。就英国、法国来说，斯大林认为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英、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竭力要把英法变为它的经济附属品，夺取英法殖民地的原料和销售市场，英法不会无止境地忍受这种情况。看来，如何看“马歇尔计划”是关键问题之一。其实，“马歇尔计划”正是美国恢复西欧经济、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具体措施。五年间（1948～1952）美国共提供了131.5亿美元，结果使16个欧洲受援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工业生产增加35％，农业生产增加10％，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加尤多。它的政治效果是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排挤出政府，在希腊阻止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在土耳其抵制了苏联要求提供基地的压力。而斯大林仅把它视为美国企图把英法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属品，夺取它们的殖民地原料和销售市场，真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了。

对于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又如何呢？斯大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作类比，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也必将重新站立起来，挣脱美国的镣铐。可是，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恰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了德国、日本重走过去的老路的危险。直到现在，美国仍竭力保持对德日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受到大多数战时盟国的欢迎，希望美国继续起这种“稳定”的作用，因为这符合它们大家的利益。斯大林用帝国主义论的老观念坚信德日不会甘心于二战的失败，他未想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不能吸取历史教训的。

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战后初期确实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涉及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过涉及谁取得优势的问题，因而尽管理论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剧烈，战争还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间先爆发。他没有看到他所一手创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更加剧烈。社会主义阵营看似发展很快，其隐藏的危机实际是越积越深。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中苏破裂，不过是危机的逐步暴露。斯大林一味强调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却不知他一手创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包含着战争因素，而其原因正在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同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相对立的。

以上说明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脱离了传统的理论框架所预想的轨道。斯大林论断的主观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什么客观根据，但斯大林的影响至深且巨，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是同特定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体制在苏联东欧已经崩溃，但在一些地方仍然涤荡不尽。因此，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他的时代观与和战理论仍然有市场。斯大林体制的可悲之处正在于，它的危机越深，领导层越不敢直面现实，总是靠一些空洞的口号、堂皇的论说把世界真相遮盖起来，粉饰自己的弱点。

二、大调整是战后时代的特征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在国际战略策略上的严重失误，首先是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认识上有较大的偏差。在这方面，最为严重的恐怕是斯大林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所谓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推上自我孤立、内争不息的道路。这里最明显的分野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自以为节节胜利，坚持在斯大林的模式中自我陶醉，难以自拔，而资本主义却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战后的资本主义面对三大挑战：一是30年代的大危机余波未尽，如何防止危机再爆发；二是资本主义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满目疮痍、民生凋蔽，两个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是破坏深重，百废待兴，如何使经济迅速恢复；30年代的“全球左倾”，战后苏联威望的显著上升，共产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如何应对。总起来说，就是民生问题和革命问题。当时唯一能依仗的是美国的力量，而美国的传统政策是孤立主义。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国战后政策的转折点。它的目标是遏制苏联，但其手段却不单纯依靠军事，毋宁说经济手段更为重要。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与“杜鲁门主义”先后出台的是“马歇尔计划”。最值得重视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是同资本主义的调整密切相连的。

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新政”者就是扩大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经济，与传统的依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背离。“新政”的实施是害怕资本主义制度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吞噬，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用政权的力量纠正市场的弊端。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新政”开始的调整资本主义的思潮进一步上升，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西欧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47年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对于西欧所谓右翼社会党恨之入骨，指责它们“用民主和社会主义辞藻来掩饰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性质。”这些党名称不一（如英国称工党、法国称社会党、德国称社会民主党），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大概有这样一些共同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议会民主）、混合经济制度、福利国家目标、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平等原则。就战后资本主义所处的境地来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是有号召力的。

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英国。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波茨坦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中途回国参加大选，自信他领导的保守党一定获胜，大选一结束他就可回来接着开会。结果回来的竟是工党领袖新首相艾德里和新外相贝文。原因是英国选民害怕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和苦难再发生，故而拥护工党的通过政府干预建立所谓“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纲领。这是工业国中第一个以复兴、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名义上台的政党，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延续了几近30年之久（即使保守政党执政也不能或不敢扭转）。战时英国工会运动中出现的“国有化”主张成为工党的新战略，艾德里把它称之为“置国家福利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体现”。结果，全国20％的劳动力都受雇于新国有化的产业。30年代英国的失业率达12％，到40年代后期降到了1.3％。50年代和60年代成为英国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法国战后的景象比英国更糟，资本主义体制已被视为“烂透了”。当政的德国社会党把国民经济分为三部分：私营的，受管制的和国有化的；国有化要服务于多重目标：促进投资、现代化、技术进步，解决垄断问题，使分割的产业合理化；把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纳入复兴进程而不让它们在外面搞反对运动。此外，还实行所谓“计划化”，走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法国式的“混合经济”于此奠定基础，出现了所谓“光辉的三十年”，生产以每年5％到6％的速度增长。

战败国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的地位对战后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东西德的分裂更使西德成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前哨阵地。但是，由于一大部分大资本家同希特勒勾结，资本主义在德国更加名声扫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唯一自始至终与纳粹斗争的政党，加之战后经济的可怖景象，自然使公众向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甚至连基督教民主党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损害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不过，面对来自东方的压力，“有序自由派”的经济思想得到发展。这派人认为纳粹主义是卡特尔化和国家控制经济带来的恶果，所以他们主张保持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同时要为贫苦阶层建立社会安全网，两者的结合就是所谓“社会市场经济”。1949年的大选就是“计划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斗争，结果是各得约30％的选票。以后者相号召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候选人阿登纳，最后在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组成政府，连续执政14年，用经济学家艾哈德为经济部长，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带来了所谓“德国经济奇迹”。1970年西德的失业率降到0.5％。

战前已经实施“新政”的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像欧洲那样失去声誉。美国是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大国，战后的美国经济不仅没有滑进新的危机之忧，而且呈现了繁荣。“新政”不同于西欧的“混合经济”：它注重调节而不是国有化，反托纳斯而不是崇尚集中与合理化，分散管理而不是搞计划。综合言之就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战后，虽然美国较之其盟国更顺从市场的力量，但“新政”的调节架构仍然保持。经济的增长掩盖了市场的弊端，对“新政“的热情在淡化，然而，整个来说，美国经济仍处于“调节平衡”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凯因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逐步取代了对市场的调节。换言之，以对经济的全面管理代替对市场具体运作的管理。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经济繁荣也是凯因斯主义的高峰时期，证明经济可以通过宏观管理和税收与财政支出手段进行微调。

在亚洲，战败国日本战前就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战后初期经济陷于崩溃，直到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才大力扶植日本促进经济恢复。50年代初，关于经济战略的大辩论以国际贸易派的胜利告终，日本自此转向“贸易立国”，经济蒸蒸日上。从体制而言，除了它自己的官僚、商人、政客三位一体的所谓“铁三角”之外，主要得力于美国带头搞的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制的大调整。美国认为，“培植一个美国制度能存在并发展的世界环境”，而发展经济的互相依赖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关键。所谓经济的互相依赖就是说，基于自由贸易与投资使各国的经济利益从商业和金融上互相连接起来，以构成国际经济。美国的这一战略，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基地，以满足一己的私利。美国的目的除满足自己的扩张需要外还要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实现经济开放，从而增加美国的安全度。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所在。不能否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对于稳定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西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它分不开，日本的“贸易立国”更是以它为依托，尽管它自己并不积极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1964年日首相池田勇人说：“因战后19年的迅速增长，日本的国民收入已达到西欧的水平。我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做到了战前80年所未能做到的事。”

对于资本主义战后的发展，用传统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释的。上述情况说明这是资本主义进行了大调整的结果，这个大调整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社会主义因素。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把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却看不见二次大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大调整中的作用，因而也看不见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其实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很不利的。资本主义能利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调整自己，表明资本主义并未僵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的民主政治体制，如果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后状况对照起来看，事情就更加明显。如上所说，战后社会主义在越出一国范围后就落入同民族（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尖锐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各种表现都说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作调整是适应不了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尽管在战后初期它似乎具有非凡的活力，后来在推进落后经济的工业化上也确有成效，但从斯大林去世起社会主义阵营就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这种分崩离析本身其实就是大调整的表现形式。从铁托1948年最初的“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起，到50年代波兰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60年代捷克杜布切克的“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可说都是要求修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企图另辟新路。

从东欧出现的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看，大概都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关，因此在斯大林思想统治的苏联眼里都是修正主义。其实，社会民主主义既能有助于资本主义调整，自然也能有助于纠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只是这样一来势必危及斯大林模式的存在。同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是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密切相连的。所以对出现“修正主义”的国家，就得采取国家行动。这是苏联陷于大国沙文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为民族利己主义的根本原因。因此，东欧国家在要求改变斯大林模式时，不能不同时要求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建立在公认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上，即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尊重领土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等。从战后的情况看，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调整确实是基于社会体制和国家关系两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同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加强，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当苏联强化对东欧的变相“殖民主义"的控制时，西方却在压力下纷纷改变“殖民主义”政策，出现所谓”非殖民化“高潮。这种反差在70年代资本主义战后第二次大调整中是同样看得很清楚的。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大概仅次于30年代的大危机。这次以“滞胀”闻名的危机，其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停滞、增长缓慢；二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三是劳动市场紧缩、失业率上升。所谓“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4个成员国1961～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到1974～1979年分别降为2.7％和2.2％。原因主要是生产投资增长减慢、机器设备老化，1973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上涨加剧了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研究开发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技术创新速度下降，行业间资源转移缺乏效用，政府规定环保、健康、安全保护支出激增加剧了成本负担。苏联当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全面深化的表现，“资本主义进入了整个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动荡时期。”可是，十余年后的1989年，我们看到的是象征东方阵营崩溃的开始的“柏林墙倒塌”，而资本主义的上述消极现象却得到了扭转，从而恢复了增长。

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资本主义的新的调整，是要纠正大战结束以后近30年的政府干预经济越来越扩大造成的弊害。70年代一开始，连尼克松也自称成为“凯因斯主义者”，因为他断然采取美元与黄金脱钩、对进口品增加10％的附加税的政府干预措施，以摆脱出口锐减、美元大幅下滑的困境，矛头是对着西欧和日本的。这遭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反对，因为美国商品出口虽然下降，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还是大幅上升的。为此展开了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保护主义、凯因斯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的大辩论，结果于1975年出现了七个工业大国组成的所谓7国集团的协调机制。7国集团不但每年为对付危机、恢复经济而协调各自的政策，还采取措施约制保护主义，推进自由开放，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由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开始的“非国有化”，即大规模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所谓“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从凯因斯主义的通过管理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改为通过稳定货币供应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扭转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税收太多、借债太多、人员太多的状况。换言之，战后30年来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混合经济、福利国家政策，因造成宏观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形成“滞胀”危机，已不能继续推行。但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危机而再次陷入战前的那种各谋自保、互相倾轧、以邻为壑的境地，相反地，从协调行动中终于在1982年走出了危机。就美国来说，不到三年，它的新兴公司和现代化产业就创造了900万个新职业。1982～1988年里根期间出现了75个月的低通膨率下的经济增长。整个西方经济从1983到1989年由于加速科技进步、调整经济战略、改善产业结构持续增长了7年，为战后西方最长的一次持续增长期。这一次的调整主要是推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

在同一时期，自以为“拥有不可摧毁的经济潜力”的苏联，由于过度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比率1970年为86.3％，1979年增至89.2％）、军费开支过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美国只占5％），把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80年代一开始就陷入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停滞年代”。农业从1979年以来的七年中有六年歉收，换取硬通货的石油开采业连续三年完不成计划，1981～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持续低速增长。但是，勃列日涅夫仍不思变革，加紧对国内和东欧的控制：直接插手东欧国家内政，重兵驻守，包揽防务，并利用控制东欧的原料和燃料卡东欧国民经济的脖子。于是，斯大林体制的危机首先在波兰爆发。1979年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起来反对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政府，组成团结工会。固然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6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情况的恶化。波政府无意进行改革，反而希图从向西方借债找出路，结果到70年代末外债高达250亿美元，而经济结构问题依然如故。政府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无钱支付进口粮食，到处发生物资短缺。团结工会占领列宁造船厂，不过几个月工会人数就增加到1000万。大规模工潮持续了一年半，政府于1981年底宣布戒严令，坦克开入华沙市中心，团结工会被禁。此后波政局一直动荡，直到1989年8月波统一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沦为少数，莫斯科表示接受选举结果，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同时揭开东欧易帜和苏联解体的序幕。斯大林体制在东欧和苏联的告终，可说是大调整时代的反面效应，即违背历史规律的体制不改革只有被抛弃。

二次大战后社会制度的大调整，有人说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之间的问题。资本主义讲经济效益，社会主义讲社会公正，都有流弊。调整的目标是寻求两者的结合，以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从机制的角度看，也有人说是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之间的问题，调整的目标是寻求两种机制之间的平衡，以促进社会发展。前一种说法是指社会发展的内容，后一种是指实现内容的手段。资本主义确实在寻求上述的两种平衡，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则根本不作这种探求，自以为已经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结合，自然不存在机制的选择问题。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于1978年走上一条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确也反映了寻求上述两种平衡的努力。不过，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实现上述的两种平衡。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大二公”是不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强调的“关心个人利益”的原则的，因而也不讲经济效益，自然也无法提高经济效益，要提高先得改变“一大二公”，这就涉及体制本身的调整，正如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改变“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必须搞“国家资本主义”。这说明，工业欠发达而又过早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国家，要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结合，不能不吸取资本主义因素，而在机制上则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的大调整正在作这样的探索，它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前所不能想象的。

三、大调整时代的和战问题与国际关系

冷战持续了四十余年，迄未转化为热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美苏两家大多认为是由于保持了核力量的平衡。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因为世界进入了大调整时代。

大调整的核心内涵就是社会制度的调整逐步取代社会制度的单纯对抗。十月革命以来的“谁战胜谁”的问题，靠强制和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最根本的还是得靠社会制度的优势竞赛来解决。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存亡利益的驱使先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战后它马上致力于自身体制的调整和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军备竞赛压苏联，但是它把军事实力的加强置于整体经济实力的加强的基础上，不是像苏联那样为增强军事实力而掏空了国民经济，因而得以实现“不战而胜”。但是，斯大林体制的失败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失败，相反的，它说明社会主义的前途只能系于在制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现在社会制度的大调整仍在进行，它是不能用战争来取代的，其结局也不是由战争来决定的。因为大调整是社会发展过程。

这种社会制度的大调整并不只限于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广大的发展中世界，也就是众多的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都面对这一问题。这些国家致力于发展，基本上也是走着资本主义和采用政权力量实现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两种道路，并且都遭受这两种道路的弊端之害。因此，就全世界的发展而言，制度的大调整是关键。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不断地进行政策协调，英国工党又在倡导所谓“第三条道路”为资本主义新的调整造舆论；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调整体制；俄罗斯和东欧所谓“转型国家”的经济仍然步履艰难。所以，尽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仍然需要有健全的社会体制与之相适应，科技进步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能认为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制度的概念就已成为过时。客观地说，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都处于变革之中，这一进程现在还未完。如果说前半期是把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割了，那么战后开始的进程就是推动这个分割的世界朝着新的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其动力正是社会制度的大调整。

确实，社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大调整自然包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回顾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所谓两极体制就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概括。西方的观点一般把这一关系的演变划分为：战后初期的短暂合作，以西方遏制政策为标志的冷战，冷战中的缓和，西方转以威慑为特征的冷战加剧和结束，以及冷战后这么几个阶段。但是，从社会经济领域来看，这种演变都同两种制度的优劣态势的变化相连。冷战的开始是由于西欧一蹶难振，苏联乘机向东欧中欧推进，美国对西欧实施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那时斯大林认为制度的优势完全在他一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处于内部领导层更换，而美国则处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整顿时期，双方关系出现为期不长的松动。接着就是航天技术的较量，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上天，美国不甘落后，以实现登月计划相对，双方于60年代几乎爆发热战。70年代的缓和是因为西方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力图从越南战争脱身，而苏联则面对东欧的动荡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但此时苏联仍认为制度优势在它一边，故而指望西方会在缓和中因制度的危机而自行削弱。可是，80年代西方经济重振，美国看到苏联经济的弱点，反过来以加大军事威慑力量迫苏联在军备竞赛中陷入经济困境。总起来说，40余年的冷战基本上是制度优势的较量，结果是制度调整得好的，战胜了制度调整得不好的。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初期都搞过经济改革，但都无功而终。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大调整中的斗争，正说明斗争所涉及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热战来解决。这是观察大调整时代和战问题的关键。

那么，如何看冷战以后的形势？冷战后社会制度的调整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深入了，因为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否已经解体或易帜，以及发展中国家里受过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程度影响的国家，都不得不加快制度调整，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即便以胜利者自居，也要适应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调整自己。当然，斗争也在以新的形式发展。这种斗争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企图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统一世界，而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力图通过不同方式的调整寻求新的出路，这可说是道路问题的斗争；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生产、交换、流通领域的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来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相对贫穷，处于劣势地位，要求加快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这可说是贫富之间的斗争；第三，发达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尽管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绝对不可调和，但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它们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仍有利益和权利分配之争、对其它国家的不同政策之争。大调整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斗争，构成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内涵，影响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冷战后连绵不断的动荡和战乱大多是由此而来的。但是，这些斗争仍不会导致大战，因为它们是冷战后社会制度的大调整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对冷战后全球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没有像过去的热战结束时那样通过国际会议和多边条约确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两极格局瓦解了，新的格局究竟如何，似乎还是悬案。但从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来看，维持并扩大冷战后形势的现状，对它最为有利。这种现状及其含义就是：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不容再出现其他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安全协定（军事条约）继续保持，并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扩大和加强；原来以美国为首所作的各种多边国际经济安排，一律照旧，只能按照既定的原则发展，不能另立其他的替代或对立机构。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能打破这种现状的力量尚未出现。因此，如果要问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格局，只能说是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领导的各种多边、双边军事和经济安排为主体的格局。关于单极世界或多极世界的争论，决不应脱离这样一种现状。把单极世界说成是一国可以为所欲为，把多极世界视为相互独立的、没有国际民主机制约束的几个大国各行其是，都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实际趋势。美国并不绝对反对多极体制，尼克松早在60年代末就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论，可说是多极说的滥觞。它所决不容发生的是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的改变，要说多极，它的盟友就占了几极，它还需要它们分担责任，并不反对它们发展经济，甚至有限地扩充军备，这对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反而有好处。在美国眼里，它的“领导地位”和它的联盟关系是必须连结在一起的。简单地用希特勒式的“一国独霸”的图谋看今天的美国全球战略，显然是成问题的。

就大调整进程而言，和战问题可能越来越明晰，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际格局当然会有发展、变化，不可能永远保持上述的现状，尤其是因为这个现状并不合理，并不公正。但是，用愿望和想象代替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分析，是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格局观念的，正如从政策的选择谈时代与和战问题一样，那只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美国的上述格局观，也可说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但美国并不认为霸权主义完全是坏事，它在散布一种“霸权稳定论”，就是为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服务的。使它的现状难以维持的，目前还不是有人出来公然同它争夺霸权，而是现状中含有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尚待解决，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等等；其次，两极体制掩盖着的好多问题都陆续暴露出来，如非洲、东南欧甚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发生的种族、民族、宗教矛盾，已经酿成连续不断的战乱；再次，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带来的新问题，如原来的东西方关系中的安排大多失效，东方阵营分崩离析带来了原来阵营内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凡此种种，都成为考验美国霸权效用的试金石。现在已可看出，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是万能的。第一，这些问题都可能转化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障碍，美国无力到处充当“国际警察”角色，以保证现状按照它的愿望发展；第二，美国的联盟关系能继续保持和扩大、加强，是因为盟国指望美国的盟主地位可以提供冷战后的世界稳定。如果地区的战乱不止，危及盟国的切身利益，美国的盟主信誉减弱以致丧失，联盟关系势将难以为继；第三，美国的优势主要靠军事和经济两手，军事的优势可能一时无人能动摇，但经济的优势须看美国能否保持其持续增长。冷战前资本主义发生危机时，由于两极体制的存在，美国可以用军事优势保持其阵营内部的经济互相支持。冷战后近10年美国经济幸而好于其他国家，此种状况一旦变化，美国的地位就将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不能使不同国家（尤其是穷国富国）公平分享利益。已经隐藏矛盾激化的因素，美国经济情况如出现恶化，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分明显，这一切都系于大调整的深化能否带来积极成果，如“转型”国家和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国家能否走出一条新路，资本主义国家能否避免新的大危机的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陆续实现经济腾飞。从国际关系格局而言，有四种可能的前景：一是社会主义走出一条新路，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新的两极但不是互相对立的体制；二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得到稳定的经济增长，由于彼此的互相依赖加强，形成一种共同保持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架构；三是由于对美国霸权行径的不满形成几个大国联合自保，共同抗衡美国的态势；四是出现几个综合国力大致相当的国家，国际间的矛盾与斗争加剧，使二次大战以前几个大国争夺世界控制权的局面再现。不管出现哪一种形势，都可以说大调整过程中冷战后现存的国际格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让过去的历史简单的重演，从战后大调整已实现的成果来看，它的深化进程应该能使我们对未来抱乐观的态度。

经过战后的大调整，今日之资本主义已非昔日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环顾全球，得承认在市场的规模和容量上战后已经过两次大调整的资本主义现在居于压倒优势。据联合国统计，直到70年代末，世界1/3的劳动人口尚处于与世界其它部分相隔离的状态，而“柏林墙倒塌”之后，已把17亿人口带入了全球的联系和交往，资本主义市场几已包容全世界。如果我们用50年以前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资本主义之能有今日，没有20世纪前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没有战后的从社会主义因素吸取养分，显然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几乎都违背了列宁的“过渡”学说，走了弯路，现在要走出一条新路，不吸取资本主义因素也是不行的。过去要把资本主义因素排挤掉，现在要讲吸取，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当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市场也还不是完满无缺的。联合国提出来要为“具有人道面貌的全球化”而努力，正是因为全球市场的状况仍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有待于通过调整来解决。相信随着问题的逐步解决，一个新型的全球市场也会逐步形成，其性质将不能再以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市场视之。不管怎么说，冷战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划分为不同阶层的人类总会走到一起，并经过调整来协调彼此的利益。这可说是一个和平发展过程，但它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的内涵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适用于任何未打大战时期的一般性的和平与发展。新的、公正的、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将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

（作者原系中国驻丹麦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