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李民骐

何清涟在“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概述了她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何文认为，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持续攀升，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等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主要症状，都是“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存在，是由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和“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要消除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笔者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概括地说，笔者认为，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已经代替政府成为各种商品、劳务、生产要素的主要配置者。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套用在80年代形成的、目前仍在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对政府主导投资体制的批判，已经不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变化了的现实，因而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中国经济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引起有效需求的持续不足，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经济正常运转、避免剧烈经济波动，政府和公共部门必须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相当比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趋势，已经日渐突出。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衰退，公共部门必须稳定和保持在一定规模。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特点，这一规模应在国民经济的40％以上为宜。下面分别说明我与何文观点的一些主要分歧。

一、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和国有部门在商品、劳务生产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年减少，目前已居于次要地位，市场和非国有部门在商品、劳务生产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年增加，目前已居于主要地位。

首先，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64.9％，下降到1992年的48.1％，进而下降到1996年的28.8％，同期非国有工业企业（包括集体、个体私营和其他经济类型）则从1985年的35.1％上升为1996年的71.2％。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据估算，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约为63.2％，而国有经济的贡献则为36.8％。可见，在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面，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而占居了主要地位。

在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据国家计委1996年测算，中国经济市场化总体程度已超过65％。其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已超过80％，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程度已超过84％。资本要素市场是唯一一个政府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的部门。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国有单位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2.5％，低于1985年的66.1％和1990年的65.6％。但是从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至1997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已经只占2.8％（而1985年为16.0％），国内贷款占18.7％，利用外资占10.5％，而67.7％为自筹和其他投资。考虑到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并考虑到近年来各类金融机构自主贷款的比重据估计已接近60％，可以说，即使是在投资领域，政府能够有效干预的范围也已经大大缩小了。

没有哪一个现代经济是可以完全依靠市场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如果国家计委所估计的65％的市场化程度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那么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另外，据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中国的市场化指数为5.5，大大超过全部体制转轨国家的平均指数4.4。

中国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说明简单地套用“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等80年代分析中国经济的习惯说法，已经不适合于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今天的现实，因而也就无法对它的问题和矛盾作出正确的估计。

二、所有制经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中国经济自1993年开始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调控以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至1996年下降为9.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到6.1％，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如原先预期的那样稳定回升，而是继续下滑，出现了以通货紧缩（即物价总水平下降）为特征的经济衰退。除了经济增长率下滑和通货紧缩以外，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还表现为市场疲软、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形势严峻和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等现象。

何文认为，所有这些困难都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市场疲软和生产能力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所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而投资误导和资源配置不当的“主角”是政府。在何文看来，“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由于不是这样，而是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主导作用，才造成现在的所谓“低水平商品过剩”。言外之意，只要是私人投资居于主导地位，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需求约束”，“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从而就不会出现市场疲软和生产能力过剩。这样一种看法，在理论上和经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生产能力过剩、重复建设等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盲目投资所致，那么，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我们应当观察到宏观经济行为有趋于稳定的趋势，生产能力过剩、重复建设等现象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应当逐步减少。但是，实际情况是，自1993年以来，经济大热大冷的波动似乎更加严重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局面。

表1比较了1986～1990年和1991年开始至今的两次经济周期中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投资行为。同时列入表1的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作为经济冷热状况（即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的粗略指标。如果经济过热，价格水平应该迅速上扬，如果经济过冷，价格水平则应该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如果非国有单位的投资行为比较合理，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在经济过热的年份，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速度低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速度，从而校正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使经济降温；而在经济过冷的年份，我们则应观察到非国有单位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有单位，促使经济回升。但在经济过热的1988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超过国有单位5.8个百分点，而在经济衰退的1990年，在国有单位维持投资正增长的情况下，非国有单位投资负增长，低于国有单位10.8个百分点。在1991年至今的经济周期中，非国有单位的不稳定作用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在经济过热的1993年和1994年，非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超过国有单位多达55.3个百分点和23.0个百分点，而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1998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速度却低于国有单位7.4个百分点。从投资增长速度的波动看，非国有单位明显超过国有单位。在1986～1998年整个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最高时达到99.4％，最低时为－7.6％，有三年超过30％，另有两年为负增长。相比之下，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率最高时达到48.1％，最低时为－7.0％，只有两年超过30％，只有一年出现负增长。可见，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上升，不但没有增进全社会投资行为的合理性，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与国有经济不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更多地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照何文的观点，理应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为什么反而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呢？问题在于，要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对私人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私人企业投资自然是为了获得利润。但是，一个投资项目是不是能够获得利润，并不仅仅取决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投资者本人的行为，而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本人根本不认识的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取决于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世界上的状况，而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这就决定了私人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和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追求利润的动机又促使私人投资者在其预期发生变化时迅速地，然而常常是过度地改变其投资决策，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大多数投资者都会感染上乐观主义情绪，纷纷提高他们的利润预期，进而增加投资，从而使经济进一步趋于过热。反之，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大多数投资者又会感染上悲观主义情绪，强烈地回避投资风险，减少或不进行投资，从而使经济进一步陷入低谷。

相比之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虽然可能有“追求投资最大化”，以谋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因而在微观意义上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相当程度上不以追逐利润为动机，在宏观经济上反而可能起稳定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要受到资金供给的限制。因为此时居民储蓄受到膨胀了的利润预期吸引，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分流，这就制约了国有部门投资扩张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经济收缩时，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追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动机会比经济扩张时减弱。这样，国有部门投资会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减缓整个经济的波动程度。

三、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和公共部门的作用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于信奉市场自身调节功能的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广为人知。

假设没有政府和国外部门，则国民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组成，其中消费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水平和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主要是在利润和工资间的分配），因而不是自变量。这样，投资就是唯一的自变量，通过乘数作用决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又是极不稳定的，因而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在没有充分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能出现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陷入持久的衰退和萧条。

凯恩斯批判了那种认为私人投资者只要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就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作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观点。他认为，私人投资者投资的多少取决于私人投资者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有千千万万的因素可以影响某一项投资在未来若干年若干十年的收益，比如工资上涨、原料短缺、需求萎缩、政府更迭、世界市场上的金融危机等。一个私人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不可能充分估计到所有这些因素。相反，大部分因素是私人投资者考虑不到的，也是无法考虑的，除非她支付极高昂的信息成本。所以，私人投资者的预期“并不唯一地取决于……我们可以作出的最有可能的预测”，“它还取决于我们作出这一预测时所拥有的信心”。那么，怎样了解投资者的信心状态呢？凯恩斯说，通过“对市场和商业心理的实际观察”。也就是说，投资信心是一种心理状态。换言之，私人投资者在投资时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拍脑袋”来决策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凯恩斯的上述评论只适合于早期市场经济，不适合于现在资本市场发达、金融深化的成熟市场经济。实际上，凯恩斯在这里论述的是当时资本市场最发达的英美两国经济，其金融深化程度无疑大大超过当前的中国经济。

凯恩斯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几个方面大大增加了私人投资和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首先，随着整个社会的投资越来越采取股份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的资本所有者既不从事管理也不具备有关商业业务的专门知识，因而投资者在做投资评估时所能依据的实际知识也就越来越少。第二，现有投资的短暂的、由于次要因素所造成的利润波动常常会对资本市场造成过度的、乃至达到荒谬程度的影响。第三，如果资产价值实际上是由一大群无知个人的群众性心理决定的，那么资产价值就完全可能由于与预期收益毫无关系的舆论波动而发生剧烈的变化。第四，人们或许会认为，资本市场上的职业专家拥有超过一般私人投资者的判断力和知识，他们之间的竞争能够帮助无知的个人避免轻举妄动。事实上，职业投资专家所关心的，主要并不是对某一项投资在其整个寿命期间的可能收益作出更好的长期预测，而是比一般公众提前一点时间预见到大众心理的变化，而“这是以‘流动性为目的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

凯恩斯认识到，在私人市场经济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克服投资的不稳定性的，也不能避免严重的衰退和萧条。何文说：“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者和促进者。”然而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结尾处说：“我希望能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因为它有条件从长期的观点、从一般社会利益出发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因为看来，市场对不同类型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估计，…其波动可能会如此之大，以至不能被任何实际可行的利率变化所抵销。”在全书接近结束时，凯恩斯又说：“国家将不得不通过税收措施、固定利率，或者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发挥指导性的影响。不仅如此，看来不大可能仅仅通过影响银行界的利率政策就能实现最优的投资率，所以，我设想，某种全面的投资社会化恐怕是确保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的唯一手段。”

美国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门·闵斯基（Hyman P. Minsky) 继承了凯恩斯利润在市场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在闵斯基看来，当前的投资水平（通过决定当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决定当前的利润水平，当前的利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者的利润预期，从而决定未来的投资水平。利用卡莱茨基（有世界声誉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假设——“工人花掉他们所挣到的，资本家赚到他们所花掉的”，闵斯基指出，企业部门的利润总额大体上应相当于投资与政府赤字之和。

闵斯基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小政府资本主义时代，当私人投资减少时，由于政府没有实行赤字开支，或者由于政府规模太小，限制了赤字增加幅度，企业利润往往随之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破坏了利润预期，动摇了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投资进一步下降，从而形成利润崩溃和投资崩溃的局面，引发严重经济衰退或大萧条。在大萧条以后，市场经济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政府资本主义时代。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9年的2.5％增加到1949年的16％和1959年的18.7％，以后常年保持在20％上下。如果发生经济衰退，政府通过增加赤字开支，可以抵销私人投资下降对企业利润的消极影响，从而维企业利润水平，防止投资和利润崩溃。

大政府要多大才能有效地用赤字开支抵销私人投资减少对企业利润的冲击呢？由于政府赤字形成政府债务，在长期必须通过政府税收来偿还，政府赤字相对于政府规模不宜太大。如果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7％，而政府常年收入只占2.5％，那么如果投资减少1/ 3，政府赤字必须达到政府常年收入的200％以上，才能抵销投资下降的影响，这样有造成政府信用崩溃的危险。闵斯基根据美国历史经验推断，为了抵销私人投资波动的影响，联邦政府规模至少应相当于私人投资的规模，而在经济低于充分就业运行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规模应当适当大于私人投资的规模。这样，如果私人投资以一定比例下降，联邦政府基本上可以通过同比例地增加赤字开支来稳定企业利润和投资。如果发生最坏情况，私人投资完全崩溃，那么为了挽救经济，联邦政府赤字可以控制在常年收入的100％以内。闵斯基推断，美国联邦政府常年收入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为宜。

如果把凯恩斯、闵斯基的思想应用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那么公共部门的规模应当有多大才能确保避免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特点。首先，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常保持在40％左右，而其中一半是波动性比较强的非国有部门投资。以非国有部门投资占全社会投资45％计，非国有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其次，中国经济又是开放程度相当高的经济。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35～40％，相当于美国经济的两倍，其中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常保持在20％以上。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受世界市场波动冲击的可能性。

如果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扩张的状态，那么，比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或许不会对一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资本在世界各国自由流动的能力大大增加了。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由于害怕造成资本外流和国际收支赤字，被迫实行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则被迫实行经济紧缩，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紧缩压力，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以OECD（即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为例，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1959～1970年为4.8％，1971～1982年为2.9％，1983～1994年为2.8％。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世界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从1959～1970年的8.0％，1971～1982年的6.2％，下降到1983～1994年的5.8％。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样，中国国民经济总需求中，至少有38％（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合计）有可能发生比较严重的波动。用闵斯基的推断方法，则中国经济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严重的经济衰退，公共部门至少要相当于国民经济的38％。否则，如果遇到投资和出口大幅度下降，公共部门就可能因为规模过小，无力充分增加赤字开支以抵销总需求的下降。那么，目前中国的公共部门实际上有多大呢？首先看政府部门，经多年连续下降以后，到90年代后半期，国家财政收入（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终于稳定在10％～12％。以12％计，则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所必需的38％相比有26％的缺口。可见，仅凭政府部门本身是完全无力承担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任的。

不过，中国还有一个相对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由于其软预算约束的特点，国有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客观上起着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层次上，软预算约束可能造成错误的激励机制，如负盈不负亏、道德风险等，导致效率低下。但是，软预算约束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优点常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如果发生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私人企业会一方面收缩投资，另一方面减少工人人数，或迫使工人降低工资，而投资、就业和工人收入的减少会加重总需求下降的趋势，形成恶性循环。至少到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行为是与上述私人企业的行为显著不同的。即使是在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不受经济衰退的冲击或受冲击不大。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避免破产。即使利润下降，国有企业仍然有比较强的投资冲动。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其政治经济地位越高，而企业盈利则是相对次要的目标。这些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或许是不合理的，但是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期间，国有企业部门收入减少，但是其总支出（包括企业投资和国有企业工人的消费）不但不减少，反而可能继续增长，因而起着抵销总需求下降、促进国民经济回升的作用。

如果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下降，就要求政府赤字和国有企业部门赤字相应增加，以维持非国有部门利润、投资和总需求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公共部门的总规模应与非国有部门投资和出口之和相当，即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而在国民经济显著低于充分就业运行的状态下，这个比重还应该更高一些，以40％以上为宜。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的税后总收入（工资和利润之和）应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有2/3来自国有企业，即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个百分点中，有8个百分点其实是国有企业贡献的，将8％和28％相加，即得出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36％左右。据估算，至1996年，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规模占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所必需的低限了。

四、经济改革者和有效需求

从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来看，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8.8％和7.8％，虽然与90年代前期相比有显著下降，仍然大大高于上一次经济衰退中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关于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的可靠性，国内外学者有争议。从若干实物产量、物价水平、就业、工资和企业盈利等指标看，本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在若干方面超过了上次经济衰退并且有显著的新特点。

从表2可以看出，与1987～1990年的经济衰退相比，本次衰退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本次经济衰退最突出的特征是通货紧缩。价格总水平在1997年以后持续下降。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次，经济衰退导致就业规模萎缩，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据测算，1997年底，我国城乡综合平均实际失业率达到25.3％，失业人员总数1.72亿人。第三，企业盈利水平显著下降。不仅国有企业而且非国有企业都面临盈利危机，并且其严重程度明显超过上次经济衰退。企业盈利水平低下反映有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与上次经济衰退期间相比，资金利税率的下降幅度大于产值利税率的下降幅度，说明生产能力的过剩程度超过上次经济衰退。

以上三个基本特点说明，本次经济衰退是典型的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衰退，是在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以后才可能出现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启动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不以或者主要不以利润为目的，他们的投资冲动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市场需求的约束。这样，这种投资冲动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必然遇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交通运输和外汇等各种资源瓶颈，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迫使中央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在紧缩政策实行以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会降温，使各种资源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在资源瓶颈缓解到一定程度，进行新一轮扩张的物质条件具备以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就会发动新一轮投资扩张。

表面上看来，直到1993年，本次经济周期似乎仍然符合上述的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型的经济周期模式。实际上，如表1所示，在本次经济周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非国有部门投资而不是国有部门投资。另一个拉动本次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是自1991年开始的、至1997年结束的出口高速增长。1991～1997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以美元计为16.7％，以人民币计为25.2％。

自1993年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以后，至1996年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率降到一位数，即资源紧张的局面已经大大缓解或者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时候会出现新一轮投资扩张。但是，中国经济却由此开始了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虽然有大量生产能力、劳动力过剩，经济却迟迟启动不起来。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已经与80年代根本不同了。

这一时期，有两个事件加剧了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严重动摇了非国有部门的投资信心，造成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93年的99.4％降到1998年的10％）。首先，自1992年起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的新阶段，大批国有企业以兼并、联合、托管、股份制改造、拍卖、合资、租赁、破产等形式进行了重组。在重组过程中，大批工人下岗，至1997年城镇职工下岗总数达到1846万人，除去已再就业的480万人，未能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占当年末城镇劳动力总数的7.4％。国有企业重组和大批职工下岗客观上减少了社会有效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部门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所能起到的宏观稳定作用。

表3显示，在1986～1990年的经济周期中，在经济扩张的1986、1987、1988年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始终超过国有单位，但是在经济收缩的1989、1990年非国有单位工资增长速度锐减，而国有单位工资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两位数。可见，在这一时期，国有单位工资支出明显起着反周期的稳定作用。在1991至1993年的经济扩张期，非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又一直超过国有单位。所以，不仅是在投资行为上而且在就业和工资行为上非国有单位都对1993年的经济过热负有主要责任。在1997、1998年的经济衰退中，非国有单位工资增长基本趋于停滞。但是，与1989、1990年不同，这次，国有单位在就业和工资支出方面没有起到反周期的作用，以抵销非国有单位工资支出减少的影响。相反，在1998年，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也出现了负增长，反而加剧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事件，是1997年开始的东亚经济危机，后来波及东欧、拉丁美洲。受危机冲击，中国对外出口急剧萎缩，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1％锐减到1998年的0.5％，使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更为严峻。

可见，中国经济自1997年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局面，根本不是什么“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而恰恰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产物。市场经济不仅能够以合乎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而且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如果我们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即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是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的，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套能够有效稳定宏观经济的制度，特别是发挥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作用，以防止可能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忙于在有效的经济稳定机制尚未具备以前，就盲目地发展资本市场，金融深化，全方位提高市场化程度，其前途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侥幸在东亚经济危机中经受到不大的冲击。遗憾的是，现在能够从中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人还不多。

就设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宏观经济稳定机制提出政策建议，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1.有必要重新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围绕着如何在微观意义上提高经济效率，并且主要关注于改进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国有企业工人的激励问题。在宏观层次上，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相对庞大的软预算约束部门都很难保证经济稳定和不发生大的动荡。只有一个软预算约束的部门，才能在危机发生时，超越私人利润动机和一般的信用规范，以私人部门（硬预算约束部门）所不可能的方式扩大支出和信用，挽经济狂澜于既倒。这个软预算约束的功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由大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的，在中国现有条件下（高投资、高出口、小政府——仅占GDP10％左右），则需要一个相对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

2.国有企业部门可以考虑实行相对软预算约束的原则，为工人提供就业保障和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不破产或少破产。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必然导致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但是，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验研究都表明，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企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努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的贡献（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通常占70％，资本只占30％）。要使职工贡献他们的努力程度和技能，以及积累人力资本，企业必须愿意与职工分享企业的剩余，并且通过就业保障使职工对企业有比较长期的认同感。布雪莱和克里斯滕森通过对15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做经济计量分析发现，工人获得的权利保障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成显著的正相关。据测算，1980～1992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并且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在这一时期比国有工业企业快。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在1952～197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6％、3.74％、1.84％，在1978～199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38％、0.66％、1.46％。所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80年代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速度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在英国任教的中国香港经济学家卢荻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刚性的劳动体制，有利于保持职工对企业的长期认同，从而有利于通过集体学习，提高企业专用技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可见，软预算约束与提高（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未必是相冲突的。但是，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率的前提是，为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并且允许劳动者分享企业剩余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即确立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但是，这就要求扭转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片面夸大经营者作用、忽视乃至侵犯劳动者利益的倾向。

3. 本文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公共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在40％以上，才能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这是以中国是一个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为前提的。如果居民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比如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65％左右，而投资、出口的比重相应下降，政府公共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可以从40％左右减少到20％左右。但是要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必须大大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体上是一样的。中国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国有、非国有部门职工工资总额占第二、第三产业GDP之和的比重现在只有不到25％。所以要改善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必须首先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提高劳动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就要求政府通过行政、法律方面的有力手段有意识地加强劳动在资本面前的谈判地位，而不是简单的把劳动与资本的交易交给市场去决定。

(作者单位：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