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张祥平

土地买卖过程可以被视为交易互利的行为。但是“圈地”不是买卖交易，而是“强占”；“圈地”行为主要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武力行为。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除了武力之外，还有文化因素：清教精神为“圈地运动”注入了“最优配置土地”的动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英国这些被圈的地不是已耕地，而是非农耕的公地。这些公地被圈占之后用来养羊，周边农民就断绝了柴薪、野菜、放牧及其他非农耕的自然资源，不少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因此，有了“羊吃人”的说法。[1]在英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登记，直到1925年的《土地注册法令》颁布之后才规范化”。[2]

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己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3]

中国90年代“圈地运动”最鲜明的特色是：主要发生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有许多都不是“公地”。1982年的《宪法》把它们宣布为“国地”——“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对于被逐出原地的城市居民或改变身份的乡村农民来说，只补偿地上部分(含安置)，私房土地使用权“视同划拨”。也就是说，城市的土地在1982年之前视为非市场性之地，要经过“政府之手”才能进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