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潘深亮

八大山人，又名朱耷，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明史》作17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他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原名统，号彭祖。祖父弋阳王孙多铣，爵封奉国将军，善诗歌，精书画。父谋墓鸟也是一位善山水、花鸟的画家，画风师法明代沈周、文徵明、周臣、陆治。八大山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很有书画艺术涵养的朱门豪宅，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他为人聪颖，8岁即能作诗画画。青年时代曾中考为诸生（秀才）。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时，八大山人19岁。朱统 是他最早的名字。入清后隐姓埋名，于清顺治五年（1648）23岁时剃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顺治十年（1653），其28岁时，正式在耕庵老人颖学敏禅师那里“正法”受戒，即传授佛法。顺治十三年（1656）31岁时，颖学敏另建耕香院于奉新县新兴乡的芦田，隐住其间，原来由他主持的进贤县钦风乡介冈的灯社，便交弟子刃庵传綮继席嗣法。以后八大山人曾患过癫狂之疾。顺治十八年（1661），他又重新回到南昌，蓄发结婚，长期隐居于南昌的几处寺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八大山人性格倔强，不屈于权贵，从不把自己的书画作品作为谋取名利的手段。一些权贵找他作画，往往遭到拒绝，而贫困之人找他作画，则有求必应，表现出强烈的爱憎。八大山人有口吃病，在他的书画作品中，经常有“个相如吃”的签押，这是他以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有口吃病自比。康熙二十三年（1684）59岁时署名为八大山人，直到80岁去世。八大山人工书，善画花鸟、山水，尤以写意花鸟著名。他的绘画艺术清新秀美，造型夸张，笔简意赅，放纵不羁，画风豪迈沉郁，构图奇险，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很高的艺术造诣，把写意文人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深受人们喜爱。他一生勤奋，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在他去世后的三百年来，失传的作品很多，而伪赝之作却层出不穷。正如吴昌硕在《八大山人孤松图》所题：“八大山人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八大山人画集》）。以故宫博物院藏八大书画为例，该馆共藏八大作品共40多件，其中伪作9件，至于社会上流传的那就更多。如何辨伪，我想谈几点看法，作为引玉之砖。

一、要牢牢掌握八大山人书法用笔之法

八大山人书法，从传世作品看，有真书、行书、草书、隶书和篆书，而行草和草书是他写得最多的书体。关于他书法的师承，前人已有详论。武进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载：“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王献之）、鲁公（颜真卿），能自成一家，狂草颇怪伟。”陈鼎《八大山人传》载：“至于书，则胎骨于晋魏矣。”又永新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中说：“山人书法尤精，少时能悬腕作米（芾）家小楷，其行草深得董华亭（其昌）意，今不复然。”（熊国定语）这三段简明扼要的论述，基本概括了山人的书风。以后的书法评论家又根据八大山人不同时期临仿诸家而变化的风格，予以具体评论，大都立论精当确切。然而清初张庚《国朝画征录》却得出“山人书得董华亭（其昌）笔意，非是”的结论。从八大传世真迹看，张氏的这一评述是错误的，如署“个山”款《梅花图册》后幅行书五绝“泉壑无人，水碓舂空山，米熟醒不知，水流日潺潺。个山。”（见《八大山人画集》）书风极似董其昌。而集中反映山人中年各体书法全貌，似莫过于黄安平为其画的《个山小像》中的自识诗题了，他以真、行、章草、隶、篆等体书之，其功力之深，令人叹绝。其中有两小段行书仍是以董氏笔法写的，如“甲寅蒲节日后二月，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另一段于章草题赞后识语于画卷中题诗用笔一致。自早期（34岁）的传綮款至个山（46岁）款识的书法，主要是以董书的体势为依归，笔法尖细，而又兼书各体的。署个山款末期的书法，则由董氏转向黄庭坚、米芾二家融于一体的书势。约中年以后，主要师法王羲之、王献之及颜真卿，然后融合各家之长，形成用笔均匀俊秀，秃笔中锋，外拓内敛，结体开阔，笔意圆润、劲健、丰厚而流畅的风格。作伪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把不同时期的书风搞混。再者，如把上述文献所说“狂草颇怪伟”和“胎骨于晋魏”的记载与传世真迹对照，前者有行草《令鸟原》题画五律横幅以及行草“采药逢三岛，寻真遇九仙”的五言联；后者则有行书《承相帮之重》诗轴，这些作品的风格与记载都十分吻合。

二、要牢记山人绘画运笔、构图的特点

笔法、构图、墨色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山人的绘画，以花鸟为主，山水次之，人物极为少见。画风简括、夸张而冷逸，构图奇险，墨色凝重，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但几乎未见设色的作品。按时代讲，又有早、中、晚的变化。为便于读者了解，本文按画的类别详述如下：

（一）花鸟画

早期：时间约在其23岁至59岁（1648～1684）之间。此间作者受戒为僧，潜心艺事。画风主要师法沈周、陈淳、徐渭，用笔由精细工致（仅限“传綮”款作品）渐趋刚劲挺拔（见署“雪个”、“个山”、“驴”款的作品）。所绘题材多属蔬果、花卉、松梅之类，装潢形式大多为卷册，屏轴极少，并于画后自题五绝、七绝或律诗，再以创作时间的先后钤盖不同的印章，使每幅作品形成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画风细腻，所绘之物无不栩栩如生，且多有抒情意味。传世作品有《石渠宝笈》著录之《传綮写生册》，作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作者时年34岁。这是目前所知其最早之作。此外还有作于康熙五年（1666）的个山款《梅花册》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墨花图》卷等。此时期八大传世作品不多，伪品也极少。画的风格以《墨花图》为例，此图是山人41岁时所作写意画，绘牡丹、芭蕉、枇杷、灵芝、雪松，运笔清新大胆，墨色润泽、浓淡得宜，构图简洁，画风未脱离沈周、徐渭的影响，题字书法似董其昌，充分体现了八大早年画的面貌。

中期：约59岁至69岁（1684～1694）之间，此间八大的作品愈加情绪化，笔法简率而少含蓄，所署“八大山人”的款“八”字为“”形。所绘题材除花卉、竹木外，多画鱼、鸟、兽、草虫等动物。从传世作品看，65岁以前的作品中的动物造型极为夸张，如鹰、凫、鸡、鸭、大雁、八哥、孔雀、鹭鸶、乌鸦、鹌鹑、猫、兔、鹿等的眼睛有的描绘成方形的，有的翻着白眼睛，所谓白眼看青天，以寓其不平之气；画中的石头大都上大下小，或作卵形，有岌岌倾倒之势；所绘禽鸟多为一足栖于枝上或坡石间。这些具有鲜明个性而异乎常规的造型，正是八大山人惨遭国破家亡之痛而愤世嫉俗思想的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笔挺劲刻削，构图奇险，画风别具一格。如《鸟石牡丹图》轴①和《蕉阴禽图》轴②，两幅所绘小鸟均双足踏石，有违常规。再拿画中所署“驴”款和钤“驴书”印以及笔墨浮躁等一并考查，二图实为后人作伪。但也有特殊情况，如汪子豆编《八大山人画集》中《松石双禽图》轴，虽小鸟画双足并立栖止，但确系真迹，所以按个人笔法特点鉴定书画真伪也要从实践出发，灵活运用。

晚期：约69岁至80岁（1694～1705）之间，为八大艺术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用笔含蓄内敛，有从老辣之中归真返璞之势。所画鹰、凫、鸡、鸭、八哥、鹭鸶等动物的眼睛眼珠顶在眼圈上角，翻着白眼，但已由“方”变“圆”；所画小鸟虽仍一足着地，但已较多地富自然生态之趣；所署“八大山人”款中的“八”字变成两点“”。总之，八大山人后期的花鸟画，改变了以前细锐方劲的笔势，风格渐趋朴茂雄健，构图趋向奇特、幽深，无不表现出凝重、静穆的含蓄美和思想内蕴，从而把花鸟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传世作品看，八大山人的作品中后期最多，而伪作也多。

（二）山水画

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吸收了董氏艺术中清明秀丽的长处，而省去了董画中过分强调笔墨修饰的偏向。此外，他还吸收了黄公望的浑厚、萧散，倪瓒的天然、幽淡等优点，变格创新，形成意境冷寂，寓意深邃，用笔简括，于荒率中见圆润之趣的独特风格。按时代讲，又有早、中、晚的变化。

早、中年，师法倪瓒的用笔，笔法简练，意境荒疏冷寂，但传世作品极少。代表作品有故宫藏署“驴”款《秋林独钓图》。此图用笔方劲，但“方”中寓“圆”。

晚年，宗法董其昌而上溯黄公望，但师其意而略其迹。题材多画平岗老屋，小山寒柯。画树干多为上下小，中间大的怪态。用笔简括，于荒率中见圆润之趣。代表作品有故宫藏《山水图册》等，此册共十开，款“八大山人”，为八大山人77岁时融董其昌、黄公望之长的代表作。

三、八大山人的署款和画押

书画作者的名款和画押是鉴定作品真伪的主要依据之一。署款又是伪手千方百计下功夫的地方。鉴定者必须铭记心中。根据传世作品的署款，山人的名号很多，且有早、中、晚的变化：

（一）早年：从34岁至58岁（1659～1683）。据王方宇先生考证，此时又可分三期：

第一期：从顺治十六年（1659）34岁到康熙十年（1671）46岁为传綮前期。此时常用名号是传綮和法堀。屡见名款是刃庵和雪个。广道人、灌园长老及个衲这三个号只见于印章，钤于34岁《传綮写生册》内。

第二期：从康熙十年（1671）46岁到康熙二十年（1681）56岁为传綮后期，即个山款前期。此时“个山传綮”名号连用，始见于辛亥（1671）《题画诗轴》。法堀、刃庵和雪个不见署款。此后作于1677年《梅花册》、《个山小像》皆有“个山”题款。

第三期：从康熙二十年（1681）56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58岁，即个山后期。“驴”字的署款始自1681年5月作《山水轴》。此时名款有“驴屋”、“驴屋驴”、“人屋”、“个山”、“个山人”。

（二）中年：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59岁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69岁，此时八大山人的“八”字作“”。从59岁起到80岁，“传綮”、“个山”、“驴”款基本不用（特殊情况除外）。

（三）晚年：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70岁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80岁时，“何园”款出现，而八大山人的“八”字作“”形。此时其他名号均不用（钤印除外）。山人中老年署款最后一个字还有“画”与“写”的区别，从传世作品看，约60岁到70岁，款题“画”字，70岁到80岁，款题“写”字。

关于八大山人画押，现在查清楚的有“个相如吃”、“三月十九日”、“忝区兹”（鸥鹚）等。

四、关于伪作

八大山人的伪作，传世不少，但都不是同时代人所为，而是后人仿造。至于他的代笔画，几乎未见传世。在众多的赝品中，仔细对比，又有两种情况，一种纯系仿造，如清代“扬州片”仿石涛、八大的作品，近代“上海书画作伪小集团”仿八大山人等的作品等。而造假最多的是近人张大千。另一种是画蛇添足，真伪参半。

（一）仿造。既不摹，也不临，而是根据八大的笔法仿作，代表人物是张爰。他直接从研究八大书画特点入手，信笔画之。一般无粉本，使人很难找出破绽。其具体方法是先把搜集来的旧纸、旧绢、染上较淡的颜色，画好之后先托裱起来，再用漂白粉或电钢粉溶液洗涤，经多次洗涤后再装裱起来，然后刷上一层白芨水，使纸或绢面光润。如果要把纸面做成裂纹，则托好后将其烧焦，或用熨斗将其烫焦，再用手来回卷，纸面就会出现裂纹。为了掩人耳目，有的还在纸绢上作出磨损和虫蚀的痕迹。为帮助读者了解张大千伪八大作品的真相，我们不妨选两幅大千伪作八大山人的画分析一下，看其奥妙到底何在。

第一幅，张大千伪八大山水图轴

此图绢本，墨笔，纵198.4厘米，横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约1956年前后买入。图绘层峦疏林，荒野窠石。用笔俊俏、爽快，无一般摹本呆板之弊，并以人工手法作虫蚀多处。初看很像八大山人画，细看问题不少。本幅右上方画“个相如吃”押，钤“八大山人”印一方。画幅左裱边张大千题：“此虽寥寥数笔，故是董巨正宗，八面出枝，尤见嫡派，有清三百年，更鲜此者。山人笔画不当与明季诸老并论，故当求之元季四家也，大千张爰。”下钤“张爰。”白方、“大千居士”朱方。此图从书法运笔、署款、钤印看，确是张大千真迹。在作伪史上，自己作伪，并用自己名义题跋，实属罕见。故更能骗人。又现代著名画家于非题记确真，但其鉴定意见“为山人至精之作”却是错误的。故在书画鉴定中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题跋，以免上当受骗。此图之所以定为张大千伪八大山人画其根据如下：

其一、从笔法看，此图虽貌似八大，甚至达到“乱真”地步，但仔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八大山人的山水画，笔简意赅，其树干上下小，中间大，于荒率中见圆润之趣。此图用笔俊俏而轻佻，与八大用笔不同。

其二，从署款看，“个相如吃”四字粗俗，故作姿态，艺术水平也远低于八大，显然为后添。且其印色污浊、火气十足，应为后人翻刻。

其三，八大山人书法，师法董其昌和欧阳询，笔法圆润秀劲，且多为中锋。此题书风学近人曾熙、李瑞清，用笔秀逸，平中求险，结体扁平，完全是张大千的风格。故此图是张大千伪八大山人画无疑。

第二，张大千伪八大墨笔山水图轴

此图绢本，墨笔，纵198.7厘米，横55.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约1956年前后吃进。图绘荒山野岭，枯木奇峰，构图简洁，意境荒寂。画中画有“”（三月十九日）押，署“拾得”二字款，无印。画幅上、下、左、右裱边于非、张大千、黄宾虹、溥心畲四家题记确真。其中张大千题曰：“国破家亡未忍言，南昌故郡此王孙。无端哭笑知何意，笔端拈来先帝魂。八大山人往往画花押为三月十九，故及之。爰”。此段张大千题记（真迹）与画内所署八大山人押“三月十九日”和款“拾得”的用笔完全一样，说明画内山人之款、押为张大千一人所为，故伪无疑。考“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吊死煤山（景山）的日子，寓有八大怀念故国之情。再从画风看，虽确与八大山人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仍有区别。山人成熟期山水画萧疏淡泊，意境冷逸，运笔圆润而内含荒率。而此图用笔俊俏、灵秀，完全是张大千的画格。此图由于作伪手段巧妙，曾骗过某些专家，直到最近几 年才查清它的来龙去脉，其鉴定之难由此可知。

（二）添笔作伪

八大山人的画，用笔简练。他说：“余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更如东方生所云‘又何廉也”。（见《大风堂名迹》第三集）这里他所说的“少”就是对“笔简意赅”而言，其内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画景物和物象少，另一是塑造物象用笔少。在山人的作品中，往往一石、一树、一花、一果、一鱼、一鸡，用笔寥寥可数，甚至不着一笔，画鸟一足着地，但却给人以厚实、充满、得趣之感。而一些伪手由于缺少这些学问，觉得笔简不过瘾，任意增添，以增收“润格”。如四川省博物馆藏有八大山人《山水图》一轴，纸本、墨笔略染浅赭色，署“八大山人写”五字款。该图用笔较繁，松石画法亦佳。其画松根干细瘦，渐上粗肥，虽不符合树态的规律，却基本是八大画树干的特点。但坡石上两只白鹤，双足着地，且用笔细碎，与松石等极不协调，令人生疑。后经询问、考查，方知为张大千之友刘绍侯加添。一件真迹变成了半真半假。又如北京荣宝斋藏《岩下游鱼图》，画一尾鱼游于悬岩之下，鱼的四周以淡墨勾画、烘染，以示有水，而八大在画鱼、画鸭的作品中，从不画水纹，故此图为作伪者“画蛇添足”。凡此种种，令人啼笑皆非。

五、八大山人的印章

印章是鉴定书画真伪的又一重要依据，特别在没有作者名款的情况下，更为重要。但后人可以利用前人留下的真印作伪，造成画伪印真的混乱局面，因此不能仅凭印章来鉴定书画，一定要与笔法、款识等综合考查，才能处于不败之地。八大山人的印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90余方，其中有一部分是印文相同，而篆法、刀法、形状、大小不同。如以在书画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来看，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从34岁至58岁（1659～1683）。有雪衲、雪个、丁字、释传綮印（3方）、刃庵（4方）、钝汉、净土人、枯佛巢、綮之印、灯社、书窗、嫩拙、法堀、耕番（2方）、白云自误、土木形骸、萧疏淡远、墨枳、一笑而已、怀古堂、西江弋阳王孙、个山（4方）、掣颠、灯社綮衲、禊堂、驴（5方）、口如扁担、技止此耳、字日年、上八大山、画翁、六六洞天、驴书、驴屋人屋、浪得名耳、一字年、夫闲、人屋、篇轩、二九一十八生等。

中期：从59岁至69岁（1684～1694）。有八大山人（11方）、白画、八还、壬癸、画渚、可得神仙、个相如吃、山、学学半、黄竹园（2方）、涉事、苴、在芙（2方）、在芙山房、艾、忝区兹、遥属（2方），苴等。

晚期：从70岁至80岁（1695～1705）。有何园（2方）、拾得、真赏、八大山人（屐形印）、十得等。

八大山人不光印章多，而且含意深邃，很难理解，但这些印章却是研究八大生平、艺术思想的重要史料。比如“释传綮”是说他是僧人，法号传綮。“灯社”是说他曾主管该社。“耕番”是他隐居过的地方。“掣颠”，是说他曾有癫痫病而望好转之意。“八大山人”印，在书画作品中钤用次数最多，“八大”二字，来源于《八大人觉经》，其意谓“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技止此耳”寓“黔驴技穷”之意，以自谦。“个山”，表示他原是明王孙中的一个。“八还”即隐寓还我河山之意。“忝区兹”，即鸥鹚，是说他入清为僧后不能像白鸥鸬鹚一样自由飞翔，成为笼中之鸟。“何园”，斋名印，这是他晚年常用的一方印，据段注《说文》记载：“何、欲为荷。”八大山人爱荷、画荷、咏荷、隐于荷园，刻用此印，以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可得神仙”，神仙是道家称谓，意即愿得道成仙，是他道家思想的表现。“ ”，花印③，有两种，一种为无边框，一种有边框，形如木屐，相传此印表示他是拖木屐，不愿亲踏清王朝统治下的土地，以示反抗。“二九一十八生”，是一种感叹语，即是说他已”活到四十八岁了”。

此外印章还有真伪的问题。八大的真印都具有设色鲜艳，结体严谨，刻画挺劲，古朴浑厚，丰茂宽绰的格调。而伪印大都印色污浊、火爆，印文软弱无力，艺术水平低下。

六、作伪人

书画作伪是一股暗流，鉴定者很难了解他们的生平足迹，这就给我们的鉴定和考证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追踪作伪人的办法不外乎两点：其一，作社会调查。任何人作丑事，不可能做得天衣无缝，不漏丝毫马脚。其二，用对比分析法。即把伪手的真迹与他伪他人的画对照，从中找出相似与不似之处。伪八大山人画的假手就是这样弄出来的。现已查清的有两人：

其一，刘绍侯，生卒不详，张大千好友。传说他善临山水、人物和花鸟，尤善装裱古书画，其技术水平超越同辈。张先生购藏的古书画，以及仿古之作，多经刘氏之手装潢。他又能利用揭裱古书画剩下来的旧纸绢，以绘画照片或较好的出版物为粉本，进行摹、临，或利用旧物重新添装，做成宋元小幅假画出售，以牟取私利。而他作八大山人假画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旧画“加添”，造成真伪或新旧杂糅的作品，以牟取暴利。其辨别之法，首先看所添之笔，新者墨色大都浮于纸绢上，或不符合原作者用笔的规律；其次他的伪作，多为绢本，纸本较少；其三，与真迹仔细对照，问题便不难看出。

其二，张大千。作为一代大师，早已为众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其生平。他伪作八大、石涛的画是在年青时代。作伪时间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传世作品看，伪作最多的时期：一是1930年，32岁左右；二是1932年，34岁左右；三是1934年，36岁左右。这一时期由于受钱财的驱使，作了不少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伪作。这些赝品，绝大多数是纸本，旧裱工。从纸的形状看，早期折叠、皱纹少，中后期折卷，皱纹多。这些痕迹从正面看，不明显，但从背面用阳光一照，则看得比较清楚。

书画鉴定是一门新的难度大的学问，鉴定者除要掌握上述的规律外，还要多看实物，纸上谈兵是难免要上当受骗的。

注：

①见《艺苑掇英》第19期第9页刊印。

②见汪子豆编《八大山人书画集》第一集。

③此印有不同释文：（一）“八大山人”、（二）“个山”、（三）“一山人”、（四）“一仙”。责编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