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启宏

不是秦始皇的焚坑事业，也不是清王朝的文字狱，是自己动手毁掉自己的作品。有这种人？

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曹操。《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写了曹操与益州别驾张松的一段趣事。张先生“额钁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既丑且矮，却是巴蜀怪才，尤其博闻强记。他到许都拜谒曹操，原为进献西川，因为不满曹操倨傲，便耍了个小聪明，把曹操新著兵法《孟德新书》浏览过后说成是战国无名氏的作品，并且当场为曹操手下的主簿杨修背诵了一遍。曹操闻知，大为纳闷，“莫非古人与我暗合”？于是把这部新著扯碎烧了。尽管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这段记载，可能是稗官野史的玩艺儿，然而仔细一想，倒也合乎曹操的性格逻辑。

无独有偶，又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据徐度《却扫编》记载，博闻强记的刘颁（又一个博闻强记！）去拜访王安石，适逢王正在吃饭，便在王的书房等候，随手翻阅案上文稿，那是王的新作《兵论》草稿，竟一口气读完。少时，王、刘见面交谈之际，王问，近来可有大作？刘心血来潮，说有一篇《兵论》，尚待修改，接着把文稿的意思复述了一遍。王不晓得刘已经读过《兵论》，始而吃惊，继而沉默，终于取出文稿扯碎了。《却扫编》是一部私人笔记，不免有耳食之谈，可信度多少要打些折扣，但这段记载同样符合王安石的性格，拗相公不会吞咽别人嚼过的馍，更不会抢先出版大著。

小时候读《三国》，看到奸雄上当，大呼痛快，后来有了些文墨，渐渐认识到曹操原是大英雄，颇为他惋惜；而对王安石，我是始终崇敬的，每恨刘颁恶作剧，生生地毁了又一部兵书。今天偶一回望，历史的风景依旧，与风景对话的感情色彩却淡化了，而能够感知的东西似乎更加深沉。深沉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常人不常有的境界。在我看来，自毁文稿，与其说是张松、刘颁略施小技使之受骗上当，毋宁说是曹操、王安石自身独具的深刻内因所酿成。套用当代人的习惯话语，曹和王都是主体意识极为强烈的人物，他们追求的是全方位的新思维，其态度之严肃几近冷峻和苛刻。正因如此，才使他们从心理上放松了对张、刘小玩闹的警惕，忽略了对过目成诵的可能性的提防；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曹、王的境界豁然尽出！不停顿地否定，不间断地创造，如夸父，如精卫，将有尽的生命投入无穷的追求之中，这是大家境界！

细说起来，毁稿的不止曹、王二位，古今中外颇有人在，虽然比不得星罗棋布，到底不是麟角凤毛。从毁稿中见境界，已经造就人类文明史上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试看荦荦大者。西晋的史学家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著论三十篇，别为一家之言”，他历经多载辛劳，写出《魏书》初稿，得知另一位史学家陈寿也写出《三国志》，“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便找来拜读，读后觉得《三国志》确实比《魏书》写得好，权衡之后把自己尚未问世的《魏书》毁弃，而且不再续写——“坏己书而罢”。（见《晋书》卷５５、卷８２）唐代大诗人李白天生奇才，口吐半个盛唐，其少时喜好《文选》中作品，一篇又一篇模仿写作，满意的留下，不满意的即付之一炬，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对《文选》拟作三次，又焚毁三次，最后只剩下《恨赋》、《别赋》二篇而已。

中国如是，西方亦然。毁稿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据《俄罗斯作家的故事》（肖尔著，贾明、滕砥平译）一书记叙，这位大师只要觉得不满意，或者别人的批评击中要害，他便毫不犹豫地把“心血的结晶”投入壁炉，一火了之。他年轻时候。曾不止一次烧过自己的小说手稿。他以阿洛夫笔名自费出版的处女作《汉斯·古谢加顿》，在书店寄卖了几个星期，一本也没卖掉，杂志上却出现了一篇对这部长诗表示蔑视的评论，他读了那篇评论，承认自己失败，立刻到书店把所有寄卖的书收了回来，送进壁炉烧了。《死魂灵》第一部获得成功以后，他对业已写成的《死魂灵》第二部部分初稿很不满意，老办法，烧了，重写。几年后，他对惨淡经营的二稿仍不满意，他体验到内心的彷徨，仿佛有个摆脱不开的“壁炉情结”，他在临终前不久的一个深夜里，终于把费了许多精力和光阴才完成的这部稿子投入烈火熊熊的壁炉！啊，最有戏剧性的是果戈理请老诗人茹可夫斯基听他朗读新剧作的故事。果戈理绘声绘色地朗诵着，老诗人听着听着却打起盹来。果戈理皱皱眉头，兴致顿消，停止朗读。等到老诗人朦胧醒来，果戈理风趣地自嘲，华西里·安特里维奇，我希望听到您的意见，而您的瞌睡就是最好的批评。说完，果戈理毫不犹豫地把新写的剧本投入炉火之中。啊！？你——茹可夫斯基大吃一惊，急忙解释，自己因为年迈，有午睡的习惯。虽然老诗人十分抱歉，而果戈理并不后悔，他或许认为，好剧本一定会驱赶睡魔。

如果说，毁稿是对原先认识的全面地、彻底地否定（当然，新鲜的认识恰恰诞生在否定之中）；那么，与毁稿相类的改稿便是局部的、有保留地否定了。相对地说，毁稿的现象毕竟少一些，而改稿则司空见惯。从毁稿说到改稿，话题似乎变得细微而琐屑，语感的情感色彩也不那么强烈；然而，较之毁稿，改稿显然更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比如知与行、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局部与全体、渐变与突变，等等，改稿的普遍存在，使它看来更具现实意义。古之往矣，今之来哉，改稿的轶闻不胜枚举，笔者仅就手边资料，开列一组数字：

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反复修改，用了三十年；

左思在屋内庭中到处放着纸笔，想到一句，随时记下，反复推敲，如是十年，写成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张衡的《二京赋》只有五六千字，从搜集材料到修改定稿，用了十年，他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

欧阳修将文章草稿贴在卧室，坐卧观之，反复琢磨，一改再改，有的文章改到最后，原稿已无一字；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参考书籍二百多种，三千多万字，每日删改稿纸达一丈多长，历十九年书成，未用的残稿堆满两间屋子；

顾炎武纂辑《音学五书》，易稿五次，费时三十余年，书刻出未印行，又校改了四次；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时二十七年，大规模修改三次，每次都几乎推翻原稿，从头再写；

孔尚任作《桃花扇》，前后十五年，凡三易稿：

哥白尼写《论天体运动》，多番修改，用了三十年；

摩尔根写《古代社会》，反复推敲，用了四十年；

达尔文无数次的考察、修订，历时二十八年才写出《物种起源》；

弥尔顿写《失乐园》，“怀胎”复“难产”，前后达二十七年之久；

歌德的《浮士德》是近六十年构思、写作、修改的结晶；

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是一改再改，一般要改上五六遍，甚至十多遍，结果校样和重排的成本费用使他损失一半或更多的稿费收入；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易稿七次，《安娜·卡列尼娜》改写十二次，《复活》开头对玛丝洛娃的一段描写修改了二十次，而晚年一个作品的序言竟修改过一百零五次；

本文谈及以毁稿著称的果戈理，在修改作品上同样殚精竭虑，他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不但脱稿前改写了好几次，而且收入《密尔格拉斯》一书付印后还改了好几遍！

毋庸赘述，人类的文化精英们是如斯艰辛地构筑着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文化景观！

今天，当我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瞻仰着历史的风景线，我已经忘却由衷的赞美，只觉得心中升腾起创造的神圣！天风浩浩，海水滂滂，大雅之音袅袅，那是文明之所在……忽然间隐隐传来不和谐的声浪，“包装”、“炒作”、“卖点”、“作秀”……猛回头又隐约可见嬉皮笑脸的胡诌，改头换面的抄袭……声光淆乱，沸沸扬扬，如同大开锅。我不由想起高原煮水的奇观，眼见着水开得哗啦啦响，一测试，不过七八十摄氏度，稀饭都煮不熟，因为那里的压强远远低于标准大气压。试看当今文艺界那一丘丘隆起的土台子，恰如沸水盈天的微型高原，文化压强不能达标，浮躁便成了舞文弄墨或者傅粉施朱一类人物的一种时尚，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