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芳

一笔挺重的债，终于偿还了，当我将一套装祯精美的《巴金选集》寄往加国温哥华后，心立时如止水般平静下来，不再有微澜不息的歉疚了。唯有些遗憾的是，我不能同时将已经保存几十年的这幅漫画的复制品同时寄出，不是不想寄，而是按规定不能寄。

这幅漫画，登在文革时期的《红工农》报上，已经脆黄的纸片，一如早被遗弃的历史小托盘，在越发狭窄的记忆角落里。依然留存着曾让许多人品尝过的辛酸和屈辱。在这幅当时被称之为“百丑图”的漫画上，拥挤着几十位曾在文学艺术界叱咤风云的名流，一律是凶神恶煞般模样，一律被扣上了不可饶恕的罪名，而且还有其代表作品佐证。这些曾影响广远的作品，在当时，亦成为了万众讨伐的“大毒草”。

就“毒草”这个词语，在那个特别的年代里曾给予过它特别的定义，以及从这定义中泼洒下来的腥风血雨，却已经同“黑线人物”、“狗崽子”之类的词语一起作古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毒草”这个词语，曾是一把高悬在文艺殿堂上的屠刀，刀下曾是一片残红败柳……

我在13岁时，就尝到了“毒草”的厉害。

那年，我上小六，还是个才谙世事的女孩子，天然的情怀纯朴得像泓清泉，稍作煽动，便会有万般思绪。与我同桌的瘦高男生，叫钟明，背有些驼，戴副深度近视镜，平日里轻言寡语，一派少年老成的样子，女生们在背地里称他为“小老头儿”，还有人叫他“狗崽子”，因为他爸爸是个“走资派”。但我跟他还是挺友好的，经常谈上几句，我的数学不太好，常让一些应用题闹得头痛，问到他，他总是反来复去地给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