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时我读初中三年级，那一年我突然变成了一条瞌睡虫。我每天在上课铃响后蒙头大睡，老师的声音很快就变得像夏天的六脚蚊子在我头上方嗡嗡营营，直到下课铃响，我才会抹掉口水从座位上站起来，不过站起的目的是舒展一下筋络好下堂课再蒙头大睡。如此自暴自弃的原因是我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日后的出路只可能是当个知青。而当个好知青需要的是健壮的身体，而非各科的成绩。那时候我哥哥——一个把自己读成了出类拔萃的近视眼，高考落榜后，已于一年前拖着蚀垮了的身子，眼镜片圈数更多地去了农村。

在送我哥哥上车的那天早晨，他们学校宽阔的操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他胸前戴着一朵纸扎的大红花，走过来很觉悟的样子对我说：你明年就读初三了，你绝对考不上高中，你不如痛痛快快玩一年再下农村。我好蠢，一天也没玩。

然而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好玩，只好打了将近一年的瞌睡。直到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封信，才觉得日子有了新的内容。那是1966年5月，临近毕业考试的一天里，毕业班的同学集合在礼堂里听台上的校长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动员报告，其实无须动员，“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早成了老师和各届毕业班同学挂在口边的习惯用语。不同的是老师用这句话作思想工作，学生用这句话来表态，意思则是一个：考得上读书，考不上响应号召下农村。而对我来说，早已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