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士川

在连续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痛失败后，美军凭什么迅速治愈了失败的创伤并迎来了海湾战争的胜利?此外，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为什么独独发轫于美国?从两位美国退役军人，詹姆斯·邓尼根和雷蒙德·马塞多尼亚合著的《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中，我们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改革。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美军大改革的全景式历史著作。全书“清楚地展示了怎样将一支在越战后士气低落的军队改造为今天这样的职业化的武装力量的成功历程”(E.C.梅耶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军在改革中的很多成功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以理论创新作为改革的先导

本书虽然重点评述越战至海湾战争间的历史事实，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追根溯源却往往上溯到几十至几百年间美军的建设历史。两位作者对美军二战以来建设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美军素有理论研究先行，以理论做改革先导的优良传统。以陆军为例，50年代初开始，美军逐渐形成了“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理论，并依据这种理论规定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和部队体制编制的改革，如“五群制原子师”就是这种理论发挥作用的结果；60年代是“灵活反应与核均势”战略；70年代则是以76年版《作战纲要》为主的“积极防御”思想；80年代初期是“空地一体战”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军每一次大的调整改革，都是经过一定时间的理论准备，在比较明确和系统的军事理论指导下付诸实施的。进入80年代以后，美军这种理论准备先着眼于2000年的作战方式，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硝烟中就得到了实践的初步检验。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军是如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了新军事革命的理论探索。这种探索的成果在本书出版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96年问世的美军《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20世纪最后几年美国人认真探讨的新军事革命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如信息技术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数字化部队的建设等，则更是着眼于2020年以后的战争。

围绕武器的配置与使用制定改革措施

美军素有重视技术、重视武器的历史传统。越战失败使美军认识到，仅有先进的武器是不够的。威廉·杜普伊上将于1973年出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首任司令，他认为美军往往“我们能够制造武器，也能够吸引民众参军，但通常却很难将武器和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杜普伊将军才开始着手“将研究重点由部队及其结构转移到武器的配置和使用上来”。不只是杜普伊将军，越战后美军上下逐渐达成了一项共识：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基础作用在不断增强，兵役制度、编制体制、军事训练等一切改革措施的制定，都必须时刻围绕武器装备的配置与使用来进行。应该说，从单纯重视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到同时重视武器装备作战效能的发挥，重视实现人与武器的有效结合，这是美军思想观念的一次巨大进步。对于这种进步在美军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本书作者都是越战后美军改革历程的亲历者，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思想蜕变的痛苦过程，读来令人扼腕。这种转变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美军训练观念的变化上。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训练对于在现代战场上生存和取胜至关重要。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会忽视它。”“一支大型军队怎样改造自己才能适应一种新的战争样式?主要采用革新的方法来训练部队”。围绕武器的配置和使用做文章，就是围绕军事训练做文章。因为任何军事技术进步、作战理论创新以及体制编制的调整，最终都要反映到军事训练过程中来。军队高级领导人不仅要追求高技术武器，还必须不断思考如何将这种高技术含量迅速在军事训练中体现出来。军事训练中是人与武器相互结合的实践过程。不改革落后的训练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任何改革措施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军多年来的训练改革措施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训练基地化。变分散训练为高度合成、高度集中的基地化训练。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陆军于1980年在莫海夫沙漠建立了“国家训练中心”，多年来该中心已成为美军最大的“战场实验室”。二是训练模拟化。大量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近似实战的对抗手段。激光技术、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等都被以最快速度应用到军事训练当中去，极大地提高了训练效果。三是训练标准化。从训练设施建设、训练大纲的制定直至成绩评定标准都更加规范和严格。例如，过去美军训练一直采用“时间定位法”，时间一到就转入下一科目，训练质量难以控制。后来改用“成绩定位法”，不管是单兵训练还是部队训练，必需达到规定标准，才能转入下一科目训练。这就意味着测试每一个训练科目。士兵们在学习怎样在战术训练中使用他们的武器之前，必须表现出精通自己的武器。每一名军官指挥作战的能力，都必须接受严格的考评。这使得美军官兵与武器的结合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作者高度评价“成绩定位法”：“这在美军建军史上是一个创举，因而在海湾战争中才有了出色的表现”。

坚定不移地推进职业化改革进程

越战结束前的三十余年间，美军一直实行征兵制。征兵制多年积累的弊端、越战创伤、军费裁减等多种因素使得越战结束时，美国军队出现人员短缺、经验不足、纪律松懈、士气消沉等一系列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军进行了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兵役制度改革。1972年美军终止征兵制，全面实行志愿兵役制，这是美军在越战与海湾战争期间采取的最为关键的改革措施。历史遗留问题加上改革带来的阵痛，使美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此后十余年被美国人称为美军现代史上战斗力最差的一段时间。有趣的是，它还是美军二战后在海外惹事最少，表现最老实的十年。在这期间，美军采取改进军官培养计划，大幅度改革士官选拔和培养制度、增加军官和士官比例、实行残酷的淘汰制等一系列果断的改革措施，不断推进职业化改革进程。这种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到80年代初，美军的纪律和官兵素质已经有了显著提高。综观世界上各主要军事大国的军队建设史，不难发现，战时各国多是采用志愿兵役制，为的是将具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尽量保留在部队。和平时期各国则多采用义务兵役制，为的是扩大兵源，减轻国家负担。但冷战结束前后，随着世界军事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保持一支强大而精干、随时能战斗的常备军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各国军队都逐渐开始了职业化改革进程。和平时期应该“马放南山”、“分享和平红利”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前的世界军事斗争形势。美国人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种趋势 ，从而在军队职业化进程上占尽先机。

通过改革不断强化军、兵种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该书对越战后美军通过改革在军队内部建立有效竞争机制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美军能够迅速从越战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关键在于各军、兵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过去，美军各军兵种间为了各自利益常常展开恶性竞争，并给美军带来过长久危害。1947年杜鲁门总统立法使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并成立了由文官领导的国防部。时隔不久，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由于承受不了同时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压力于次年自杀。50年代末期美军又出现了著名的“海军将领大造反”丑闻。几十年来这种明争暗斗曾使美国纳税人付出了极高的竞争成本。每个军兵种都想在有限的国防预算中多分一杯羹，每一家都在极力扩大自己的优势的同时，拼命揪住别人的问题不放。利益不同，彼此当然是冤家。但是，在现代战争中，任何单一军、兵种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谁也不能独自吞下国防预算这块大蛋糕。更何况在捍卫国家利益这个根本目标上，各军、兵种是完全一致的。各方在竞争的同时也不得不去寻找各自利益的共同点。经过多年的磨合碰撞，美军内部各军、兵种之间应该说已经形成一种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合作的比较稳定的新格局，形成了一种“多方共赢”的合作多于竞争的良好态势。80年代初陆军与空军联合提出“空地一体战理论”就是双方从竞争走向精诚合作的结果。而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在国会通过，该法案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高于各军种参谋长的协调控制权力，则最终从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上确定了美军各军、兵种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美军预防并治疗“失败症”和“胜利病”的成功实践

所谓“失败症”是指继朝鲜战争“没有打赢”之后，越战失败的阴影又一次长期笼罩于美军内外，纪律涣散、士气消沉、战斗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曾令美军领导人头疼不已。所谓“胜利病”则是指海湾战争胜利后，军界领导人曾极力防止出现的“上次干的不错，下次还这么干”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的倾向。越战后的“失败症”确曾对美军危害不浅，而海湾“胜利病”则根本没有形成气候。其实，不只是美军，任何一支军队在大的失败或胜利之后，都有出现这两种病症之一的可能，问题是军队领导人能不能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预防和治疗。美军能够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应该归功于七八十年代军队依靠改革成功治愈了越战“失败症”。海湾战争后，美军上下并未长期陶醉于胜利当中，而是针对海湾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开始了新的研究与变革。这说明经过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磨炼，美军已经越来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