霄良骏

前不久，小说家王朔尖锐批评了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下面这段话：

有人引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严先生这些观点，不仅见于他的《金庸小说论稿》(北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而且见于他的多篇文章和谈话中。而这些观点，恰恰是毫无根据的。

鉴于我和严家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22年(1961～1983)同事之谊，我虽然为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吹捧而扼腕叹息，但在几篇批评到他的文字中，始终未点他的大名。而且，在我主编的“风雨文丛——学术随笔自选丛书”中，坚决收入了他的《“五四”的误读》。孰料南方有位孙教授(姑隐其名)，竟在北方的一张小报上点名骂我对金庸搞“酷评”，对严家炎搞“欺师灭祖”(先派我是严的学生)。无奈，欲再不点严先生大名已不可得矣!实在应该感谢孙先生推动学术争鸣的丰功伟绩!

一、鲁迅和“侠文化”

鲁迅对开始的“侠”和“侠义精神”确乎是肯定的。在《流氓的变迁》中，他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鲁迅是不喜欢的；“唯侠老实……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鲁迅是有好感的。读过历史小说《非攻》的都知道，鲁迅是高度赞扬墨子及墨家精神的。这种精神正是“侠”之源头。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侠”，本来是仗义勇为、舍死忘生，发展到投机取巧、勾结权贵，这已经严重变质了。“‘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对鲁迅这段话，学界争论甚多。不过争论的焦点是鲁迅看法的对错，而不是鲁迅对“侠”、“侠文化”“否定”不否定、“客气”不客气。鲁迅是最反对奴才的，而说梁山好汉“终于是奴才”，这还不是否定?这还有什么客气可言?至于满清入关以后的“侠”，更成了施公(世纶)之类的鹰犬保镖，“奴性也跟着加足了。”如果不是严先生看走了眼，他怎么会说出“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的话来呢?如果“奴才”还不算否定、还算客气，那么，人世间还有什么算否定，还有什么算不客气呢?鲁迅的“反奴才性”、“反奴隶性”思想，可谓贯串其整整一生，也充分体现在其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作品以及学术著作中。从中是无论如何得不出鲁迅肯定“侠文化”的结论的。恰恰相反，鲁迅还明确提出过反对“三国气”和“水浒气”，见《叶紫作〈丰收〉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那更是对“侠”之末流的彻底否定了。

严先生为了肯定金庸的武侠小说，不惜公然掩饰“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蜕变。他不肯正视有多少流氓帮派、黑社会组织正是靠所谓的“哥们儿义气”来进行维系；而这种“哥们儿义气”又毒害了多少青少年!他竟奢谈要用金庸的武侠小说来培养青少年的见义勇为精神，简直是走火入魔，痴人说梦!

二、《铸剑》绝非“现代武侠小说”

严先生把《铸剑》说成为“现代武侠小说”，这恐怕不仅是看走了眼，而是另有隐衷了。众所周知，《铸剑》(原名《眉间尺》)是历史小说，鲁迅根据魏曹丕《列异传》、晋干宝《搜神记》等古籍所载干将为楚王铸剑，成而被杀，其遗腹子赤鼻(即眉间尺)成人后得客之助为父报仇，尺、客、楚王同归于尽，三头同葬的传奇复仇故事敷衍而成，小说挖掘了历史故事的神髓，写得惊心动魄，高度赞扬了被侮辱被迫害者的复仇主义精神，也塑造了眉间尺、黑衣人(即原故事中“客”的发展)、楚王等人的生动形象，是一篇比较公认的优秀历史小说。何以到了严先生笔下竟然变“性”，成了“现代小说”呢?莫非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都得叫“现代小说”?那末，“历史小说”这一名词是否要被淘汰呢?至于把《铸剑》说成是“武侠小说”，那更是严先生的独出心裁了。是呵，小说中的“黑衣人”不是很有侠义精神吗?“三头”一起在鼎中啃咬厮杀不也很有“武打”味道吗?如果非这样认识问题不可，那真真如金庸先生所说，连“小学生都会做”了。“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现象、文学范畴，是有其特定涵义的。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唐宋传奇中去，但武侠小说的兴盛是在晚清。按照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第一本成形的武侠小说是《三侠五义》(刻行于1879年，即光绪五年)，后经俞樾改写加工为《七侠五义》。小说虽有“中枢”名臣包拯“总领一切豪俊”，但主要笔墨乃叙“三侠”、“五鼠”之辈，“率为盗侠，纵横江湖，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第廿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显然，作为较早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还有较多的生活气息，人物也还有性格，文风亦以“粗豪脱略见长”，故得“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侠义小说”发展到清末民初，终于泛滥成灾，“侠义”的成分越来越少，“武打”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至于分宗立派，打打杀杀，恩恩怨怨，血染江湖。在艺术上则陈陈相因，辗转传抄，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综上所述，无论《七侠五义》之类的“侠义小说”，还是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铸剑》和它们都不搭界，它是扎扎实实、地地道道的纯文艺创作。它写了复仇，但有社会内容而非江湖恩怨；它塑造了“黑衣人”这侠义精神的结晶，但它却不是武功高强、打打杀杀的“侠客”。更重要的是，它用浪漫主义方法写现实生活内容，和清末民初那些武侠小说的胡编乱造、不食人间烟火更不可同日而语。

三、鲁迅活着会欣赏金庸吗?

关于“鲁迅活到现在如何如何”，我完全同意王朔对严先生的批评，严先生的说法的确是不合逻辑、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我要补充的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就在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两年之后，他在上海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演，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收入《二心集》。在这篇讲演中，鲁迅以文学史家(尤其小说史家)的眼光，详细剖析、针砭了晚清以来的“才子加流氓”小说(即“狭邪小说”)和“才子加佳人”小说(即“鸳鸯蝴蝶派”小说)，妙语如珠，异彩纷呈。在讲演结尾，他说：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四卷第303页)。显然，“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和讲演中已经剖析过的“才子加流氓”小说、“才子加佳人”小说，都是鲁迅准备抨击的对象。关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三个月后，他写了一篇长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收入《二心集》)，猛烈抨击了这种“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假民族主义、真法西斯主义的嘴脸。而对“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则一直未得成文。但一个“闹”字，似乎也已很说明一切。如果是严肃的、健康的文学创作，鲁迅是不会这样讨厌之情溢于言表的。如果严先生细读过这个结尾，细品过这个“闹”字，是否就不致于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对金庸如何如何了呢?

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是一则鲁迅最讨厌的清代传说(野史)的小说化，武侠化。这段传说大同小异的版本甚多，流布较广的是陈怀《清史要略》中的如下记载：

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第二编第九章)。一个地地道道的“掉包计”：雍正因乏子，用自己的女儿换来了陈氏(官拜阁老)子，后来便是乾隆。鲁迅为什么讨厌这则传说?因为它浸透了汉人的“阿Q主义”：武力打不过满人，做了奴才，但却用这种荒唐可笑的“掉包计”来夺回失去的江山。所以鲁迅说：

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花边文学·中秋二愿》)。《书剑恩仇录》正是将这个充满阿Q主义的无稽之谈杜撰为一部武侠小说，书中主角陈加洛正是汉人后裔乾隆的亲兄弟，小说甚至安排了他们“兄弟二人”的秘密会见。这样一种设计和格调，不正是鲁迅极力反对的吗?他生前如果看到，怎敢苟同?又怎会赞赏?严先生完全可以不顾鲁迅对这个“掉包计”的态度，而对《书剑恩仇录》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却万万不可以说鲁迅如何如何。

《鹿鼎记》也一样，同样根据无稽传言，说康熙有一半汉人血统，算是半个“掉包计”。此外则是戏说历史，把康熙平民化，把宫廷儿戏化，几乎把清初关于清廷、关于甲申之变的那些民间野史(诸如顺治削发为僧、多尔衮毒死兄长皇太极、陈圆圆与吴三桂，等等)统统“入网”，而且杜撰了假太后、假公主、神龙教、天地会、康熙与韦小宝、韦小宝与俄罗斯公主、陈圆圆与李自成(二人生有一女，后成为韦小宝七妻之一)等种种细节。这样的戏说康熙，这样的胡编乱造，确实大大超出了鲁迅的承受能力。以他的倔脾气，看到后会说出什么评语，实在难以逆料。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严先生竟然把韦小宝与阿Q相提并论，说什么都是伟大的人物典型。作为现代文学史家，严先生为什么对金庸这样情有独钟，而不惜拿鲁迅为金庸垫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