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琪

1999年的黄梅雨季,我计划采访一些上海的“女大户”,她是名单中的一个。

电话里,她说她不喜欢约定的南国酒家,那儿很吵,她不希望被杂七杂八的人撞见,她说,她不愿意任何人记住她的名字,甚至她的脸。

我们约在淮海路的一家红茶馆。

一个傍晚,尽管在下雨,街头的俊男靓女和他们手中缤纷的伞花依然川流不息。她从人群中走来,素色的伞下是一张没有任何修饰但极精致的脸,肤色是那种在高级美容院打磨出来的不真实的瓷白。这张挂有雨珠的脸没有表情地出现在我的近前。

坐在临街的寒舍茶坊,她的手轻拉着茶包的线头,眼神有些迷离地望着窗外的雨雾。“不要问太多的问题,不要提我的名字,你可以叫我‘护士,那是我从前的职业。”

“我的发财故事从1986年开始,年初我结了婚,年底我就去了日本。”

“是一个中学同学怂恿我去的,她要去日本结婚,她说她那个未来老公会帮我找工作。当时去日本很热门,何况那里还有人肯帮忙,我心动了。我新婚的丈夫是个中学老师,非常老实,他很不愿意我离开,搬出一大堆日本人是刁民之类的理由,我没听他的,凑了3万块钱,两个月后就拿到3年期签证。我走得很坚决,很憧憬。”

她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有种痛苦的表情。我几乎觉得她再也不想说了。

在香烟的余雾里,她缓缓地开启着往事——也许,我低估了这个女人倾诉的渴望。

“在大阪机场,两个很懂礼貌但表情严肃的年轻男人来接我们,叽里咕噜的日语我们只听懂了两句,一是夸我们漂亮,二是说我同学的未来老公委托他们来接机。上车后,我和同学都有些紧张,因为她和那个未来老公只见过一面。车在一所像是别墅的房子前停下,一个男人引我们走进了一间很大的客厅,那里有五六个男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们穿着西装,戴着斜条纹的领带。”

她的叙述中流露出不祥。我猜测着几种悲剧:她被卖给日本“贫下中农”作老婆;她被迫去做“三陪”,然而,她的故事阴惨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突然明白,她被黑社会囚禁,成了性奴隶。

她的声音平静得令我有寒意。“在寄回家的信中,我说生活得很好,念语言学校,有一份好工作,几小时的收入抵过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我甚至还编出一些日本的趣事。每封家信几乎都是雷同的,在每个月的20日寄出,每次写信我都会痛哭。”

“后来,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每次来都额外给我几倍的钱,教我藏起来。他和黑社会的人很熟,我求他帮我,我情愿这辈子做他的小老婆。他摇头,他说那是坏‘规矩的,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一天,他来了,拿着我的护照,让我永远离开大阪。”

“我去了名古屋,那时日本的工作还好找,我白天送外卖,晚上在一间酒廊做侍应,尽管没日没夜地干,但我自由了。”

“1989年底,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时,带着一百多万。”

她说,回到了家,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正常,自然,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心已经溃烂了,无法收拾。

“我在市中心开了间日式酒廊,每天能做几万块钱的生意,来酒廊的大多是日本人,他们有钱,拿着厚厚一叠钱撒酒疯,我知道,有些女招待经不起日元的诱惑。果然,有个女招待在虹桥的一间宾馆出了事,女孩被送去劳教,我也被收审了两个月,因为那女孩说是我拉的皮条。”

“酒廊盘点后只剩三十多万,丈夫说他无法和一个拉皮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孩子,离婚也就简单了许多,剩下的钱我给了他一半,我对不起他。”

我好奇地问:“那个和你一起去日本的同学呢?”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撑起那把素色的伞,她说可能是雨天的关系,她说得太多了。

这个女人的故事里有某种闪烁其词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核心,是使她灵魂不得安宁的黑色记忆的核心。

还是雨天,还是那张挂着雨珠的脸。

在前一天的电话里,她约我吃午饭,在绿荫覆盖的思南路上,她问我想不想知道她的另一重身份。

“我现在开了间外贸公司,专门接日本人的定单,我有日本的居留证,我现在也算是个事业有成的华裔日籍女人了。”

她看出了我的惊讶。

“离婚后我在一家日资公司作翻译,干了大半年,有个公司董事来上海,他有七十岁了,我陪他在上海玩了两天,他突然提出要娶我,我毫不意外地答应了。亲戚朋友猜我是图他的钱,其实不全是这样的,我这样的女人,在什么男人怀里才能睡得安稳、安心呢?倒是老男人,让我觉得可靠、放松。在日本,他的子女没一个愿意理我,他们都觉得这个中国女人诱惑了糊涂父亲,这个女人要的是钱。三年后,老头死了,我分到一半遗产,真的要到了钱!”

她居然笑起来,很自嘲的。她吸烟时那种凶猛的样子简单像是在自戕。那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凝结成她自卑、自伤的心结,对金钱的贪欲又令她欲罢不能……我看这四十岁的女人如何在烟雾中,在“面具”里隐藏她的真实的脸……

“我什么都有了,银行里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又有成功的、体面的事业,我有时问自己:你以前想要的现在全有了,你为什么不满足?”

我说这是因为你有痛苦,你没有尊严、没有目标,你甚至害怕陌生人注视你的脸,这种空洞,就像拔牙后留下的血淋淋的牙洞一样真切,这种痛苦,银行里的钱治不好。

她点点头,沉默着,突然说:“我那个同学失踪了,在我们到日本的第二个星期,她从那别墅的楼上跳下来,她身上没有护照,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死还是活。知道她‘失踪后我拼命地哭,直到我明白我还得好好地活着。”

“她家里人知道吗?”我问。

她抽泣着背过身,过了很久很久,她说她要好好想想,很多事。在这个时代里,飘零的女人有时缺的就是静下来好好想想。。

(题图/靳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