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索尔·舒尔曼 ○ 潘海平 高昶 编译

……斯大林在弥留之际，当他还没咽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大权在握的克格勃部长贝利亚那副夹鼻眼镜闪烁着剌眼的光，只听见他对他的副官喊了一声：“赫鲁斯塔廖夫，备车!”在这里，在很快就要咽气的领袖床前，他已经没事可做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克里姆林宫“夺权”。应当说，他这一声喊叫等于宣告斯大林死后时代的开始。

贝利亚天生就是个狡猾、残忍而又精力旺盛的阴谋家，只要稍稍嗅到权力的气息，他便会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还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他从班主任那里偷走学生操行评语卷宗，一面对老教师以开除公职相威胁，与此同时又通过他的同伙，把卷宗的内容卖给他的同学们。这事发生在南方城市苏呼米，贝利亚当时还是个十五岁的学生。

1923年贝利亚就进入格鲁吉亚的克格勃机关工作。

1924年他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一年之后贝利亚就当上外高加索克格勃的副主任。30年代后期，贝利亚擢升到中央，没过多久就成了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总部权倾四方的头子，同时也成为斯大林的座上宾。

根据史料记载，布留赫尔元帅被捕以后就是被贝利亚亲手在其办公室里枪杀的，而在此之前元帅惨遭令人发指的毒打，以至眼珠子被打落在元帅的手上。贝利亚在格鲁吉亚的一位老朋友的遗孀，就因为敢于揭露贝利亚剽窃她丈夫写的书，而被他亲手杀害。

他用来做杀人武器的不光是子弹，还有毒药。为研究投毒暗杀方法，贝利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实验室，那里制造出来的毒药，都用被关押的囚徒来测定效用。一个曾经执行过这样的秘密谋杀的迈兰诺夫斯基教授说：“……从来不告诉我为什么要毒死这个或那个人。只指定我与应被毒杀的人在一个秘密住宅里见面，在吃饭和喝酒时，由我把毒药搅拌到饭或酒里。”

贝利亚所干的丧尽天良的事不胜枚举，这里恐怕只能挂一漏万。下面让我们看看安东诺夫——奥伏谢延科记述的，贝利亚在其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审讯苏联外交官叶甫盖尼·格涅金的过程：

“办公室里有一张很长的会议桌，上面摆着一个盛着橙子的大盘子。在这间大屋子的墙根放着一张写字台。当把格涅金押进来的时候，贝利亚正与他的副手卡布洛夫谈话。他们说的是格鲁吉亚语。贝利亚中断他们的谈话，卡布洛夫煞有介事地面向贝利亚报告：‘受审人格涅金在初审当中表现得胆大妄为。格涅金没等他们发问就声明他是无罪的。话还没说完，格涅金的脸上就挨了狠狠的一拳。卡布洛夫坐在旁边，打起来很顺手。格涅金被打得往左侧来了个趔趄，卡布洛夫的助手又给了他一拳，叫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他们打了他好半天，都是打人的‘行家里手，打得蛮有兴趣。贝利亚端坐在对面，安之若素地、十分好奇地观看。格涅金耳朵被打聋，已经遍体鳞伤，但一直表现得威武不屈。他拒绝供认有叛国罪。贝利亚站了起来，他命令格涅金躺到地上。格涅金仰面朝天躺下去。主子不耐烦地说‘不对!又有几个‘职业打手出现了。贝利亚用黑话命令他们‘来一个麻花钻。他们把格涅金的衣服扒光，开始翻来覆去用橡皮棍抽打。贝利亚在一旁下命令：‘不许留下痕迹!直到打手们已经疲惫不堪，方肯罢休。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格涅金，连衣服也不给穿，就被关进冰冷的单人牢房。过了没多久贝利亚的办公室里又开始了另一轮残酷的肉刑。”

赫鲁晓夫及其他斯大林的亲信们，基本上都是晦涩而又唯唯诺诺的人，都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贝利亚则与他们大不相同，他有自己的个性。他是一个有着刽子手的道德观念、心理素质和幽默感的掌管生死大权的理想人选。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贝利亚杀掉的人当中有许多当初曾经是列宁的亲密战友，于是他就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命令火化以后把他们的骨灰送到莫斯科郊区以列宁命名的集体农庄当肥料。而这都发生在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用人皮制作灯罩之前。

但是，叫贝利亚寻开心的远不止这些。平常那些带政府牌子的黑色轿车在莫斯科总是高速行驶，可是，带克格勃特种车牌的车，不知为什么却走得很慢，还不断靠近人行道。原来是贝利亚和他的助手们那一双双贪婪的眼睛透过车窗窗帘正在张望。他们都在为贝利亚猎取十二岁以上漂亮的姑娘和妇女。一切都经过周密布置。一找到“猎物”马上带到郊外一座别墅，送给贝利亚。不过贝利亚并不会像街上的流氓那样，上去就扒人家的裙子。他要文质彬彬请“猎物”和他坐下来，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拒绝为斯大林健康干杯当然是不允许的，那是犯罪。而他早就在酒里放进了特别粉末，“猎物”喝完便会昏睡不醒。

而有时候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有一位著名的苏联女演员讲述过她被害的经历。当时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被蒙骗到贝利亚别墅里，他狞笑着对她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你已经落到我手心里了。谁也帮不了你的忙啦，就别让我费事了……”接着就被拉到床上。据说，这个恶魔就这样糟蹋过几百个妇女。

1949年3月29日，大权在握的贝利亚为自己过五十岁生日。他现在只差一步就达到斯大林的位置了，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近几年来斯大林对他不光放心不下，而且畏惧三分。领袖的嗅觉是极其灵敏的，他预感到他所豢养的鹰犬已构成对他的致命威胁，于是他开始准备对自己的亲信动大手术，进行大清洗。但是为时已晚……

眼下贝利亚已经等不得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迫不及待地要去克里姆林宫“夺权”。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及其同僚们的处境。即使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们害怕贝利亚都到了瑟瑟发抖的地步，现在就更不堪设想了。他们还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忧心忡忡。

怎么办?是俯首听命任人宰割，还是果敢行动夺取主动权?成败在此一举的时刻赫鲁晓夫显示出他的胆识。这是他平生破天荒第一次克服惧怕的本能，选择了主动进攻。平心而论，走这一步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因为稍有不慎就面临灭顶之灾。

首先应当把斯大林的原班人马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这些人都是异常胆小的人，因为其他类型的人斯大林是无法容忍的。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的亲信当中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所以跟他们任何人谈话都冒着很大风险。他们擅长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只会两眼盯着政敌的一言一行，相互猜疑，尔虞我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出卖他去告密，贝利亚就会把他们统统收拾掉。在这种形势下有一种东西可以将这个人人自危的班子拧成一股劲——这便是他们每个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欲望。

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定在1953年6月26日。那天按计划应举行政治局会议。忠于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从莫斯科附近调来一个团的兵力，这个团的团长是卫队长的儿子。整个行动计划除了赫鲁晓夫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元帅。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两小时，赫鲁晓夫给他的老战友、莫斯科军区司令挂电话。

赫鲁晓夫：你那里有没有忠诚可靠的人?要那种完全信得过的人。

军区司令：有哇。

赫鲁晓夫：你带上四个人来一趟，让他们也都带上雪茄。

军区司令：带雪茄干什么?

赫鲁晓夫：你怎么搞的，忘了在前线管这叫什么来着?

在这里赫鲁晓夫指的是手枪。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已经坐着国防部的汽车进入克里姆林宫，对国防部的车克里姆林宫警卫是无权拦住检查的。他们登上二层楼，来到一号办公室，以前斯大林就在这儿办公，而现在里面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

赫鲁晓夫回忆说，这是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大家都到了，可就是不见贝利亚的影子。是不是有人告密了?那样他就会把大家就地一网打尽。最后门打开了，贝利亚终于来了。他心不在焉地把皮包朝窗台上一撂，扑通一声坐到赫鲁晓夫旁边，问了一声：“今天有什么议程?”“只有一个议题，”赫鲁晓夫说着站起来，“关于拉乌连季·帕伏洛维奇·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不禁愕然，一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眼巴巴地望着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啦，尼基塔?你在胡说什么呀?”赫鲁晓夫厉声说道：“那你就听着吧。我正好想说道说道呢……”

会议开始后二十分钟，接待室里响起了两声长长的铃声。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军人们立刻站起来，在朱可夫率领下向办公室大门走去。一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秘书上去要阻挡他们，但被他们推开，径直踏进办公室。贝利亚低垂着头坐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在纸上写着什么。拿来一看，他反复写的是一个词：“报警”、“报警”、“报警”……

几个军人将贝利亚押解到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那里曾经是斯大林的休息室——把他的夹鼻眼镜摘下来踩碎，把他裤子上的扣子都扯下来……现在他坐在那里，两只近视眼什么也看不清，双手老得提着随时可能掉下去的裤子。紧接着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如何处置他?怎么把他运出克里姆林宫?四周被他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只要他能发出个什么暗号，将会一切前功尽弃。

成败未定的这几个小时确实令人担忧。贝利亚当然不会老实呆着，他好几次要求上厕所，指望能发出暗号。几位将军用手枪奉陪着他。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又便于互相监督，一起乘车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芭蕾舞演出了。的确，没准有人还会出卖大家，这样做也不失为万全之计。

这样一直持续到深夜。在此期间用挂政府牌子的汽车，不受任何检查就运进克里姆林宫大批军官，他们将押运贝利亚的所有通道都监控起来。贝利亚被从旁门押送出来，塞进国防部长的汽车里。他的两边坐着两名手枪掖在腰下的军官。半个小时之后他已经被押到一个特殊的地下室，这是莫斯科军区专门构筑的战备地下指挥所。为加强守卫地下指挥所，又追加调遣部队、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当时很害怕克格勃军队进攻来解救贝利亚，以至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审判都在这座地下指挥所里进行，据官方报道，这过程持续了六个月。地下指挥所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安装了无线电通信线路，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可以在接收装置旁听到审讯贝利亚的实况，看他会不会说出诬蔑他们的内容。贝利亚就是在这座地下指挥所里被处决的。

安东诺夫—奥伏谢延科是这样写的：

“把他的制服扒下来，只留下一件贴身的白衬衣，将他的两手反剪过来捆住，然后绑到一块厚木板钉好的铁钩上。木板的作用是为防止子弹反弹回来伤人。检察长开始宣读判决书……”

贝利亚问：‘允许我讲话吧……

检察长说：‘你该说的已经都说完了……用毛巾堵上他的嘴。

只见毛巾上面一只已经瞪圆的眼睛闪着凶恶的光，另一只眼睛眯缝起来了，那仿佛是另外一个贝利亚的眼睛……子弹射中他脑门正中间。身体吊在铁钩上还没摔下来……叫医生进来给他做检查，医生说：‘还有什么可检查的，他早该如此了。我知道他很早以前就浑身烂透了，1943年他就染上梅毒了。”

还有另外一种传说，那是参与行刑的一位将军讲的：人们害怕贝利亚的心理一时还难以消除，大家的神经都像绷紧的弓弦，以至于在只差几步就把他拖进准备处决他的房间时，不知是谁从背后朝贝利亚开了枪。

贝利亚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和杀人狂，然而他的同僚们杀掉他决不是因为这个。单凭贝利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就足以判处他死刑，而且还是死有余辜。法庭用不着为此摘章寻句，大做文章。然而，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对贝利亚的主要指控并非杀害几千名无辜的人，而是“为西方间谍机关充当特务”以及“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把贝利亚和部下在克格勃地下室搞逼供信的那套玩意儿都隐瞒了。这不禁使人提出疑问：赫鲁晓夫及其同僚们为什么要散布这个愚蠢的谎言?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审判贝利亚的真实罪行?就因为贝利亚那些真正的罪行，在他们看起来算不上什么罪行，而假如把这些当成罪行，那么他们都要替贝利亚分担责任。

(摘自《中外书摘》199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