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贵

1997年12月某日，城南某菜场。一位身着黑衣的老太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倘佯多时，突然她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快步冲上前去，扬起手中的利斧，向一位正在与菜贩子讨价还价的老头砍去，顿时鲜血顺着那人的脸流了下来，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一阵混乱之后，愤怒的人们将凶手扭进了菜场派出所。

在看守所里，老太总是重复着一句话，“我这是迫不得已，我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了。”司法机关觉其精神异常，遂送来我院作司法鉴定。

下面是医生与老太的谈话。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医生问。

“张英。”老太很不情愿地答道。

“你多大年纪了?”

“73，你们不要问了，反正我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老太有些不耐烦。

“老张。不要发脾气，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医生耐心地安慰她，以消除她的敌对情绪，“你作为一个老党员，难道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吗?”

“知道，”老太的语气缓和了些，“但我这是正当防卫，因为我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够亲手杀掉真正的元凶，只砍了一个爪牙。”

“真正的元凶是谁?”医生问。

“王青，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副厂长，现在退休了，她串通了一伙人在追踪我，迫害我，这几十年来我都忍了，现在我要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他们迫害你，你为什么不去找法院或公安局，而非要自己铤而走险呢?”

“我才不去找呢，王青的哥哥是个大官，她家神通广大，我能把他们告下来才怪呢!”

“你说他们迫害你已有几十年了?”

“是的。我16岁参加八路军，我老伴也是军人。1958年因我老伴患肺结核病，我们一起转业到了这个单位。我识字不多。在厂里管收发，老伴则被任命为副厂长，分管后勤。当时王青也是副厂长，抓生产，厂子的一把手叫石刚，和王青在一个办公室。一天。清洁工老杨在他俩办公室的沙发下发现了一只用过的避孕套，老杨用火钳夹着挨个办公室宣扬，说厂长办公室里发现了‘宝贝，这样不到半天，整个厂里就传开了。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吃过晚饭，”老伴犯病了，又是咳又是喘，老伴要我亲手将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袋子交给石厂长。当我拿着袋子来到机关楼前时，遇到了会计老吴，她说石厂长有事，最好等一会儿再来。我未把这话当回事，就径直上了楼，走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发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灯光很暗。因为我怕误了厂长看文件，就使劲地敲起门来。过了好一会儿，石厂长满脸通红地打开了门，里面就他和王青两人。我下楼时才想起‘套子风波，感到不太对劲。

“从那时起，姓王的就开始迫害我家了。先是说我老伴泄漏了党的机密，可我不识字，不存在泄密问题，最后她没能得逞。后来老伴生病了，她不给治疗费，硬逼着老伴退休，老伴那时才四十几岁，退休后工资又不给发全。她还串通许多人在外面造谣，说我是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老伴去世后。她更加猖狂了，派人跟踪我；她还串通菜场的老板，叫他们不要卖菜给我；我到医院看病。她就叫医生不要给我开药；就连上街打的，那些司机也能认出我来，想将我拉到郊外杀掉。”

“这些司机怎么认出你的?”

“早在几年前我办身份证时，她就将我的照片复印后到处散发了。”

另据老太的儿子反映，老太也怀疑家里人被王青收买了，要谋害她，便坚持搬出去一人居住。

很显然，老太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即“被害妄想”。尽管早期有一定的诱因，但事情已过去多年，厂领导已换了数届。王青等人也早已退休了，但老太仍坚信王青还在打击报复她，且妄想对象不断泛化，认为菜场老板、医生、出租车司机，甚至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加入了谋害她的行列。老太作案是在妄想支配下的所为。故司法鉴定结论为：患者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责任能力，建议加强监护，并住院治疗。

再见到张老太时。已是1个月后，在精神科病房里，当笔者问她将来有何打算时，老太答道。“我住进来，就没打算出去。要是我能出去，我还要去杀王青。这次我本意不想杀那老头，只想吓吓他，因为我已发现他跟踪我好久了，我每次到菜场都能看见他。”看来，这种妄想观念在张老太的脑子里已很顽固，并不是短期住院就能解决的，仍需继续治疗，并加强心理疏导，提高其对本身疾病的认识。其实，据我们了解，老人几十年前就陷入了子虚乌有的妄想中，如果老人周围的人能早一些对其反常的言行引起警觉，早一点看心理医生，进行心理治疗，那么悲剧便可避免，老人也能有一个安逸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