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我始终觉得“位育”是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原因有二：其一是潘先生把adaptation或adjustment不译作“适应”、“顺应”，而改译成古色古香的“位育”。好长时间我没有弄懂潘先生使用“位育”一词的确切含义(不仅我等后辈不解其意，一九三二年潘先生主编的《华年》周刊创刊号上标出“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的宗旨后，许多读者即以“位育”作何解释相询)。既然不惜跟通行的东西唱对台戏，必然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其二是潘先生使用这一概念次数非常之多，范围非常之广，令人不得不琢磨“位育”究竟是什么意思。

读到李全生先生的《位育之道超越了什么？》(《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很受启发。李先生从社会学中国化的角度立论，揭示位育之道这一思路的新颖之处。我想结合潘先生的学术特色，略述位育对理解潘先生学术思想全貌的意义，作为李文的一些补充。

“位育”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恰好展现了潘先生平生治学的特色：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一头吸取现代生物学的精华，二者之间相互阐释，相互发明。把这一新一旧联系起来的时候，指出中国以前的错误在“过于重视了静的位，忽视了动的育”。真正的“位育”乃是指作为生物的个体或群体如何与历史或环境取得和谐的关系。不是人无所不能，也不是听任历史或环境摆布，而自甘于一个卑微的身份。毕竟人与环境之间还有个孰主孰宾的问题，当然是人要有分寸的居于主的位置。说到这里，便须深究潘先生独具特色的人文思想了。从“位育”可以看出人类追求“安所遂生”的生命自由(潘先生以为自由即是中庸)的理想，同时又凸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的色调。

潘先生把生物学和中国旧文献结合起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当时以至今天的社会学界，这种路数依然是独此一家。从一个小小的“位育”不为人熟知就可看出端的，尽可让我们叹惋一番了。